作者|lucky
明星卖二手，正在成为舆论争议的重灾区。
5月10日，有关王俊凯工作室员工涉嫌长期非法转售品牌方赠送的物品的消息传出，交易次数累计接近千次，此事件激起了粉丝群体的广泛谴责。而在4月底，刘美含主导的“闲置流通计划2.0”线下市集因商品价格过高、涉嫌存在假货等问题，陷入了公众舆论的争议之中。回溯到今年3月，曾黎的工作室被揭露出售了粉丝赠予艺人的定制徽章。
近期，众多明星投身于二手物品交易领域，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他们或是在闲鱼平台上以低价出售物品，或是参与线下市集，通过这种方式试图打造出“节俭”“贴近民众”的形象，甚至将其视为与粉丝建立联系的新途径。然而，随着活动规模的不断增大，参与者的范围从粉丝扩展至普通路人，任何微小的疏忽都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消费者对于明星效应的期望，其核心在于渴望以更低的代价获取更高的价值回报；若商品的外观、价格或是服务未能达到预期，情绪上的负面影响往往比一般交易更为剧烈。
深层矛盾在于，明星团队常常未能充分认识到二手市场的复杂性。一般消费者对于二手商品的小瑕疵尚能容忍，然而对于明星的商品，他们的容忍度却非常低——公众普遍认为明星享有更优质的资源和更高端的生活品质，因此他们对明星出售物品的外观、来源以及价格等方面持有更高的期待。
此外，在明星二手交易争议频发的背景下，工作室里的员工常常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王俊凯和曾黎此次事件便是例证。即便在一些薪酬并不高的团队中，员工将粉丝赠礼和品牌方产品转手的现象也变得司空见惯。有一位前明星助理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去过潘家园的人都知道，最热衷于倒卖的是那些伺候皇帝的宫女和太监。”
玩笑虽是玩笑，但若团队未能遵循基本的职业准则和谨慎的判断，最终可能导致明星个人形象受损，进而对整个团队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明星的二手交易并非必然面临“高风险、低回报”的局面，其核心在于团队的全面运营能力。毕竟，在老中消费者的眼中，“价格低廉、实惠实用、品质可靠”才是他们追求的核心。虽然高概念和人物设定可以吸引眼球，但真正让人满意的还是优质商品。
刘美含翻车始末：二手闲置市场，明星光环失效？
近期，由刘美含主持的“闲置流通计划2.0”线下市集活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在活动进行中，不少消费者反映遇到了商品定价过高、现场管理无序、甚至可能存在假冒伪劣商品等问题。这些负面信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使得原本旨在传递美好和共享闲置理念的活动，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事实上，刘美含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线下闲置市集，这两次活动都选址于北京。追溯至2024年12月，她曾在京城举办了一场小型的试验性活动，当时参与的艺人仅有五位，提供的物品数量有限，场地布置和宣传推广的规模也较为谨慎。正因它具有鲜明的“原生感”和亲切的“亲民气质”，即使在寒冷的冬日里，活动现场也成功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刘美含对此进行了总结，指出活动最初只是源于一个“摆地摊”的简单想法，却最终吸引了超过4000人排队等候，店内接待人数更是突破了2000，这一成绩远远超出了预期，无疑是一次成功的“爆款级试水”。
首次活动因意外走红，促使刘美含团队萌生了扩大规模、打造品牌化线下活动的念头。紧接着，第二次“闲置流通计划”市集在2025年4月25日至27日成功举办，无论是参与艺人的数量、商品的规模，还是活动的玩法设计，都相较于首次有了全面的提升。
“闲置流通计划2.0”吸引了45位艺人和博主加入，参与人数是前一次活动的近十倍。现场供应的物品数量超过了2000件。此外，还引入了多样化的互动方式，如旧物拍卖、物品交换、手工艺作坊以及领养计划等。这些活动都旨在强调“情感流通”的重要性，而非单纯的消费行为。例如，观众可以携带一件充满回忆的旧物品来分享故事，起拍价为0元，拍卖所得将捐赠给公益机构；或者可以用一本旧书来换取一杯饮品。为了营造声势，刘美含的团队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布了超过十条预热视频，这些内容在各大平台上广泛传播，充分展现了他们对“突破传统运营模式”的期待和勃勃雄心。
然而，原本备受期待的升级市集并未引发积极的反响，反而演变成了一场舆论的危机。具体来看，从4月28日开始，仅以抖音平台的数据为例，该账号的粉丝数量已经从416.2万减少到了415.3万。
争议主要涉及三个焦点：首先，现场秩序的混乱导致购物体验显著下滑，众多消费者反映等待时间过长、店内拥挤不堪，难以挑选到心仪的商品，甚至看不清商品细节；其次，商品的外观与价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网友指出部分衣物未经清洗便上架销售，鞋子普遍存在脱胶和掉皮现象，而某些T恤的标价高达800元，明显超出了正常的价格范围。
第三点，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假冒伪劣商品的事件。在集市上，有顾客表示自己买到了仿冒的知名品牌商品，比如仿针织衫、假LV包等，随后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发起了质疑帖子，这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面对舆论的急剧升温，刘美含于4月28日在小红书平台发布了视频，对此作出公开回应，力图化解信任危机。视频中，她首先鞠躬道歉，随后详细讲述了三年前在小区跳蚤市场摆摊的经历，着重强调举办闲置市集的初衷是为了“物品的流通”和“爱意的传递”，并不断强调“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有更多的美好得以传递”“我们不会被问题所击败”。谈及市集中的感人事件，诸如一名九岁孩童为母亲拍摄饰品，母亲激动得声音颤抖。
然而，回应的重点始终聚焦于情感化的描述，针对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诸如“商品价格是否过高”“是否存在假冒伪劣商品”“现场管理是否有序”等问题，刘美含仅以“市场中出现了几件存在瑕疵的商品”这一表述轻轻带过，对背后的真实情况并未详细说明，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在有意避开核心议题。更让人非议的是，在回应中，批评被归结为“我的失误与不足”、“我的以及朋友们的善意遭到误解”，这样的言外之意似乎在说“问题并非源自初衷，而是源于误解”，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厌恶情绪。加之诸如“我绝不会因问题而屈服”、“感谢大家的宽容与支持”等高频情感表达句型，更被质疑为典型的公关手法。
刘美含的回应并未能有效平息舆论，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观众对于“价值感”的缺失。在大多数消费者的心目中，二手市集往往被视为一个充满“捡漏”心理的消费场所，他们期待的是低廉的价格和意外的收获；而明星市集则额外加入了情感标签和人物设定，这导致价格体系与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往往出现偏差。在首次举办的活动里，主要的目标群体是刘美含的粉丝，当时的活动氛围相当融洽。随着2.0版本的广泛传播，目标受众群体转变为非粉丝的普通观众，对他们来说，参与的吸引力仅在于“捡到实惠”。若这种期待未能实现，他们集体表达不满的效率，远超粉丝群体保护偶像的速度。
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
商品若既不便宜又无正品保障，且处于非平民化、非高端的中间区间，其处境便会显得尤为尴尬。在这种状况下，明星效应本应成为加分项，却反而成了舆论抨击的焦点。
二手江湖人设沉浮：卖对女菩萨，卖错白眼狼
根据娱乐资本论的数据，目前已经有超过20名娱乐圈明星投身于二手商品的交易，他们主要出售的是个人不再使用的衣物、化妆品以及日常用品。这些商品的销售途径主要包括闲鱼、小红书和花粉儿等平台，其中闲鱼平台的占比最为显著。
实际上，闲置物品的明星销售并非是公众舆论的敏感地带，而且已经出现了不少执行得很好的成功先例。他们的基本策略是利用低价商品来展现一种“亲民”的形象，同时在“勤俭持家”、“生活真实感”以及“审美在线”等维度上打造个人形象。这种做法常见于两种典型的形象塑造——一类是展现生活上既干练又节约的形象，另一类则是体现时尚潮流的表达风格。在此基础上，部分明星还会利用这一机会，将个人新剧或综艺的内容进行整合，比如在销售过程中展示剧中的服饰或与角色相关的商品，这样做不仅能够保持话题热度，还有利于扩大观众群体，增强在普通观众中的好感度。
2016年，孙俪通过微博正式公布开设了“等花开杂货铺”，并加入了母婴闲置物品交易平台“花粉儿”。在店铺中，她主要销售个人和儿童的二手物品，包括童装、书籍以及鞋子等，其商品价格普遍保持在五折上下。得益于其“干净整洁、价格公道”的品牌形象，这家店铺一经推出便受到了粉丝们的热烈追捧，许多商品上架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2019年，刘涛趁《欢乐颂》热播之际，开设了一家名为“安迪的衣帽间”的二手店，专门出售剧中安迪所穿的服装。这些服装价格合理，而且购买者还能获得签名照，实现了剧中角色与实际消费的巧妙结合，同时也为剧集持续保持热度带来了助力。网友发现景甜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悄然处理一些闲置物品，这些物品从高跟鞋到日常饰品种类繁多，商品描述中诸如“静待有缘人”等字眼，营造出一种淡泊而温柔的意境。这样的举动为她日后在《司藤》剧中热播及努力塑造“亲民甜姐”形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恰好补充了她之前“高冷”形象中的柔美一面。
若将“低价售卖”视为建立基本好感的一种途径，那么在更高级别的层面上，一些明星通过精心策划品牌活动，实际上在推动他们个人形象的提升。
2024年5月1日至5日，在北京798艺术区，朱珠举办了一场名为“朱珠和朋友二手集市”的活动。活动现场展出了超过一千件个人物品，这些物品包括服饰、首饰、鞋包、美妆、母婴用品、艺术衍生品以及各种生活用品。整体来看，这些展品充分展现了朱珠独特的个人风格和生活气息。
现场商品的价格大多落在10元到300元的区间，众多奢侈品牌亦以极低的价格进行销售。以Jimmy Choo的高跟鞋为例，售价仅为30元，大衣则是120元，中古包则标价399元；迪奥与蒂芙尼的耳饰一对仅需30元。众多一线品牌的服饰价格也大多在百元左右，整体上性价比极高，给人带来强烈的“捡漏”体验。
在VIP区域，一位网友购得一件蕾丝连衣裙，发现这裙子曾是由主持人鲁豫赠予，朱珠对其穿着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直言“完全可以作为婚礼的礼服”。这位网友在继续购物中又发现了几件亮片裙，她在帖子中称赞整个市集是“爱好者的天堂，循环利用爱物的乐园”，这一言论迅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仅提升了市集的人气，还进一步增强了朱珠此次活动的正面口碑效应。
近年来，明星在二手市场上遭遇“翻车”的事件频发，这些案例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价格设定过高，二是商品外观质量不理想，三是涉及他人赠予物品所引发的道德情感争议。
在商品定价上，刘美含、蒋梦婕等人受到了不少指责，原因是商品价格较高。这种“赚得丰厚却不愿降低售价”的印象引起了公众的不满，甚至有人用“举止不雅”来形容。此外，在商品外观方面，有些商品的展示也未能达到公众的期望，这成为了引发争议的又一因素。
伊能静所售鞋子被发现有明显的污渍，外观显得不洁净，磨损情况严重，整体来看品质不佳；唐嫣销售的毛衣也遭到了批评，起球现象明显。而沈梦辰的情况则更加引人争议，她在商品描述中多次使用“原味”一词，尽管后来解释称这只是强调“真实感”，并无其他含义，但“未清洗直接出售”的印象让许多网友感到不快。
在二手物品的交易市场中，物品多少会留下一些使用过的痕迹，这是很常见的。然而，当这些物品与明星相关联时，情况就变得相当复杂。人们通常会将明星与“精致、干净、高品质”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因此，如果明星出售的商品看起来不够整洁或者未经处理，很容易被认为是明星形象管理的失控。这并非物品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物品所代表的明星形象”未能保持其预设的精致形象。
在众多争议事件中，最具破坏力的往往是那些与“人情”相关的情感舆论。以2019年为例，“吴昕出售钟汉良赠送玩偶”的话题迅速在微博上成为热门。网友们发现，吴昕在二手平台上仅以60元的价格出售了一只穿着婚纱的大熊猫玩偶，并标注为“已清洗、85成新”。不久后，有人指出，这个玩偶实际上是钟汉良在2013年录制《快乐大本营》节目时赠送的定制礼物。在综艺《五十公里桃花坞2》里，类似事件同样上演。泰国艺人尹浩宇赠送的胶卷相机和INTO1的实体专辑，被揭露可能是由辣目洋子的助手在二手市场上出售，这一行为再次引发了关于“友情变卖”的争议。
面对因转售旧物所引发的纷争，众多明星在回应时常常将责任推给“工作室管理上的疏忽”或是“助手操作上的不妥”，以此来与自己的形象拉开距离。然而，实际上，二手商品的出售并非仅仅是个人私事，而是一项涉及整个团队全方位对外交流的重要活动。从商品挑选、定价策略的制定，到内容的包装以及平台操作的执行，每一个环节都直接关系到公众的评价。挑选合适的物品、准确定价、沟通得当，这些行为背后实际上是对团队塑造艺人亲民形象的整体能力的考验，同时也是对社交环境中公众情绪把握的精准度。若在细节处理上出现疏漏，即便出发点并无恶意，也可能轻易演变成引发“人设崩塌”的导火线。
5月10日，网络上有消息指出王俊凯工作室的员工在闲鱼平台上长期转售品牌商赠送的物品和代言相关资料，交易次数累计已接近千次，其中有些物品的售价甚至超过了数千元，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热议。粉丝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指责工作室存在管理不善、欺上瞒下的问题，并要求对责任进行彻底调查，同时对团队进行重组。
明星二手售卖事件频发，工作室职员的作用常被忽略，实则至关重要。例如，曾黎工作室员工被指控擅自出售粉丝赠予的物品；又如王俊凯工作室员工被揭露在闲鱼平台长期转售品牌商赠送的商品。尽管这些行为以“处理闲置”为名，但在送礼粉丝看来，却如同“善意被辜负”。前明星助理曾向河豚君透露，粉丝赠送的礼物大部分实际上都被存放在了工作室的仓库里。关于曾黎那件事情，你固然可以将责任归咎于员工，但明星本人对于这些“礼物虽轻，情意却重”的礼物，真的会过分在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存在另一种情形，即明星与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明星将处理品牌赠品及粉丝赠礼的权限交由团队行使，以此作为对明星个人忠诚度的回报，“这不就像古代的内务府那样吗？”
明星进行二手物品出售并非单纯的清理库存行为，在这一流程中，工作室的员工既担任着资源管理的具体角色，又是执行层面的关键监管者；他们在商品定价、信息公布、物流管理等关键环节上，拥有相当大的操作权限。若团队未能确立基础的职业准则和谨慎的决策能力，便可能陷入低成本套利与私域权力滥用的漩涡，导致明星个人形象受损，同时也暴露了明星运营体系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不足以及责任划分的不清晰。
卖衣如卖人，中外明星二手交易的价值落差
海外知名艺人亦在二手市场表现活跃，然而，相较于国内，整体舆论环境呈现出差异性，普遍获得了积极的评价。
他们的策略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方面，他们把旧货销售与慈善事业相结合，确保所有收入都公开透明地捐献给公益，这样公众更容易认同他们的社会贡献；另一方面，他们把二手交易视为个人品牌形象的拓展，通过精心设计的“纪念版商品”来进一步凸显明星的独特风格和文化象征。
2025年伊始，Paris在平台上成功卖出97件Y2K风格的服装单品，此举旨在为洛杉矶火灾受害者筹集善款。她与eBay携手，将皮革背心、靴子以及手表等二手奢侈品进行拍卖，所得资金将捐助给支持白癜风患者组织的慈善事业。与此同时，Rosie -和Piper等英国知名明星也借助Hurr平台，出租或转手个人衣物，并将部分所得用于公益事业。
实际上，我国某些知名艺人也在尝试赋予二手交易以公益意义。孙俪就曾明确指出，她开设的二手网店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希望通过处理个人闲置物品，将所得善款捐献给流浪动物救助机构以及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同样，景甜也将所有通过闲置物品转卖所得的收入全部用于公益捐赠，每件商品的详细信息都会明确标注捐赠去向，大约每隔三个月，她会在平台上公开捐款的具体金额和用途，确保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刘美含努力为市集注入更深层次的理念，将其视为环保和旧物回收的实际践行。她指出，“旧物承载着温情”，那些承载着回忆的物品在流转中得以重新使用，不仅能给他人带来小小的幸福，更是一种生活的简约。市集的设立初衷，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普及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
相较于国内市场，海外明星在转售二手物品时，更注重凸显自身的品牌特色，其目标消费者主要是忠实的粉丝群体。这些商品不仅具备实际的使用功能，还被视为明星文化象征的拓展。
2010年，创始人Mark的一件帽衫在拍卖会上以15,875美元的价格售出。到了2023年，Sonic Youth乐队的主唱Kim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旧衣义卖活动。活动现场，粉丝们从凌晨就开始排队等候，其中一些带有“污渍”或“年代”痕迹的衣物竟然成为了热门抢购对象。
明星转售旧物，粉丝群体作为首批关注者已是常见现象，刘美含的首个市集活动也不例外。在活动现场以及社交媒体上，粉丝们不仅热情转发并留言表达支持，更是自发地为等待的观众准备了保暖贴，从而为整个活动增添了温馨和谐的气氛。
然而，第二次市集的舆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随着话题的广泛传播，人们的态度不再是对她的理解与接纳，转而变成了路人的期待、评价与指责。当失望的情绪汇聚成一股洪流，评论区迅速被讽刺和不满所充斥，那些曾为她发声的粉丝，被迫退到了一边，显得异常孤单。
朱珠的二手集市之所以受到广泛好评，主要归功于其团队卓越的运营技巧和明确清晰的品牌定位。在发现门票和商品被不法分子以高价转手后，工作室迅速作出回应，通过声明明确指出活动的宗旨在于环保和资源共享，采用低价策略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而非让投机者从中获利。众多网友对朱珠工作室的声明表示赞同，他们纷纷表示“这种行为太过分了”、“坚决反对倒卖行为！尽管我自己也没能抢到票”。
朱珠也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提醒众人切勿高价抢购门票，她指出票源日渐稀少，不值得花费数百元购买。同时，她建议公众不要通过网络购买价格高昂的转售商品，因为多数衣物尺码偏小，需亲自试穿。朱珠的提醒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认可，大家普遍认为她的行为十分周到，体现了对消费者的关怀。
海外市场里，粉丝们愿意为明星的二手物品所蕴含的公益精神或文化意义支付费用，他们购买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相较之下，国内消费者则更加注重实际，他们更看重的是物有所值；如果商品本身不具备价格上的优势，即便其包装充满了情怀，最终也可能难以维持其市场地位。
这便是为何，在我国语境下，那些舍弃“经济实惠”“实用性强”的叙述，往往难以引发普遍的共鸣。当明星转售二手物品，这不仅是对其人设的进一步考验，同时也是对其市场洞察力的实际检验。明星的光环和富有创意的叙事或许能增添色彩，但在我国消费者眼中，“物美价廉、实用性强、经久耐用”才是真正的核心。虽然人设可以炒作，但优质的产品才是满足人们需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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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近期众多明星在出售二手物品时屡屡遭遇尴尬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
明星试图通过售卖二手物品来塑造“亲民”形象，却接连遭遇滑铁卢。以刘美含举办的二手市场为例，衣物未经清洗便上架销售，其中掺杂了假货，甚至将T恤标价高达800元，遭到网友的猛烈抨击；王俊凯工作室的员工被揭露长期倒卖品牌赠送的礼品，此举激怒了粉丝，他们纷纷要求讨回公道。说白了，众人原本以为可以捡到明星的优质物品，却没想到要么价格高昂得令人咋舌，要么质量糟糕得让人失望，更有甚者，竟然将粉丝赠送的礼物转手出售换取金钱，这种行为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实际上，明星若是出售二手物品，本是可以赢得好评的，诸如孙俪以半价出售童装、朱珠以30元的价格卖出名牌鞋子，这样的实惠之举，消费者自然乐于接受。然而，许多明星的团队却并未理解这一点：大众对于二手商品尚能容忍其存在瑕疵，但明星出售的商品，人们普遍期待其质量更优、价格更低。一旦价格过高或者品质不佳，明星的光环反而可能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更有甚者，某些团队将粉丝的善意视为无物，员工私下倒卖礼物，最终导致明星无辜受累。
海外明星在转手闲置物品时更显机智，他们要么将所得善款捐献给公益事业，要么将个人品牌进行拓展（例如出售具有纪念价值的旧衣物）。然而，国内消费者更注重实际，不管你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只要物品价格实惠且实用，这才是关键所在。简而言之，明星若想通过售卖商品树立个人形象，固然可行，但前提是必须让利——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否则即便个人形象塑造得再完美，也难以抵挡网民以实际行为进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