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30日，“鸟儿和萤火虫：泰戈尔与中国”读书分享会在北京单向空间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诗人戴维娜与诗歌翻译家、诗人王秦刚与现场观众对谈并朗诵泰戈尔诗歌。

泰戈尔的《萤火虫》

飞鸟集 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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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戴维娜

诗歌翻译家、诗人王钦刚

泰戈尔在中国的接受史

这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议

王钦刚：非常荣幸邀请到戴维娜教授分享泰戈尔的《飞鸟集》和《萤火虫》。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家证券公司负责投行业务，大概二十年左右。翻译诗歌纯粹是业余爱好。戴维娜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她自己也是一位诗人。

戴维娜：很高兴参加王先生的活动，我认识的写诗的人都把写诗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很多优秀的诗人都是跨界身份的，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到最后只是一首诗，那很可怕。

王钦刚：谢谢您。首先从泰戈尔开始讲起。戴教授是学外国文学的，对泰戈尔应该很熟悉。泰戈尔的哪部作品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戴维娜：泰戈尔平和的名字总是伴随着许多争议，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引起争议也是一种魅力。泰戈尔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形象上，都非常平和、包容。但是他20年代第一次访华，30年代第二次访华，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支持他的人，比如文学研究派、新月派，梁启超、徐志摩等都很喜欢他，各路军阀请他吃饭，溥仪也给他发过通告。谁恨他呢？鲁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讽刺他，陈独秀晚年也很反对他。

但别忘了，陈独秀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泰戈尔的人，他从上世纪10年代就开始翻译泰戈尔，后来又有郑振铎等人翻译。陈独秀从一开始的追随者到后来最激烈的反对者，这种转变很有代表性。其实，泰戈尔在中国接受的历史，是伴随着不断的争议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始终走在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传统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中间道路的人。所以他很容易激起某一派别的反对。

前几年，冯唐开始翻译泰戈尔，这又一次把他推到了争议的焦点。翻译泰戈尔已经成为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冯唐之后，翻译泰戈尔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我查了一下，国内对泰戈尔的译本很多，尤其是近代，有人专门以古典诗歌的形式翻译泰戈尔，当然也有像冯唐这样以调侃的方式翻译的，也有常规的翻译。在他的诗中，多种翻译能够并存，这或许也是泰戈尔的另一种魅力。

文学和人一样，有生命力。如果我们今天读《神曲》和《伊利亚特》，也许我们无法理解它们。但它们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是当时社会历史语境中无与伦比的典范。它们不断被再版，在每个时代，都像最初的种子一样，拥有自己的生命力。

我觉得泰戈尔的翻译家们就像非常勇敢的演员，他们用自己的思想、语言、性格，把他带入生活，在华人世界里演绎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泰戈尔是伟大的，他就像一个所有演员都渴望演出的剧本，只需要一些简单的道具、几句简单的台词，就能演出人物的性格。所以对于翻译家来说，翻译泰戈尔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他给予最大的自由和包容，让你在舞台上充分地呈现自己。

译本的多样性证明泰戈尔的深刻

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得到启发。

王钦刚：我翻译《飞鸟集》确实跟冯唐事件有关，他也是一个跨国投资人，投资医药领域，写小说是他的爱好，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出版过一本诗集《冯唐诗一百首》。

2015年，他翻译的《飞鸟集》被举报到新闻出版署，最终被召回。我在书店买不到，就在网上搜了一下，被批评最多的只有几首诗，看完之后觉得，确实是比较另类的泰戈尔。我也试着翻译了一下，发到朋友圈，大家都觉得还不错。于是一时兴起，就把325首诗全部翻译了出来，后来在2017年出版了。这也让我重回诗歌这条路。2018年，我翻译了《萤火虫》，今年刚刚出版。

就拿冯唐来说吧，我并无恶意，其实我们年龄相仿，都是70后，我对比过他的版本、郑振铎的版本和我的版本。这是冯唐翻译的第三首被批评的歌曲，因为里面有一个敏感词“裆部”，引来不少家长的吐槽。这个词的英文对应词是mask。

这首诗的原文是世界向它的爱人脱下了它的面具。它小到一首歌，小到它的一个吻。

郑老师的翻译是：“世界对它的爱人脱下了它那巨大的面具。它变小了，小到一首歌，小到一个永恒的吻。”这是非常准确的翻译。

冯唐曾说过一句我很赞同的话：“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有头发，浑身不舒服。”所以他一定要押韵。冯唐翻译这首诗是：“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子，长如舌吻，细如诗行。”

我不知道他用“裤裆”是为了押韵还是有别的原因。小孩子看确实有点不雅。其实这个东西放在他自己的诗里也没什么不妥，但我不知道把它放在泰戈尔的诗里是否合适——这是一部诺贝尔奖获奖作品，也是青少年必读之作。

我的翻译是：“在心爱的人面前，世界脱去无尽的伪装，变得小如一行诗，长如一个吻。”我也追求押韵。

戴维娜：还有一句原文：我的心，听听世界与你做爱的声音。郑老师的译文是：“静静地聆听/我的心/听听世界的私语/这是它对你爱的表达。”冯唐的译文是：“心，听听/听听世界与你做爱的细微声音。”王老师的译文是：“我的心/听听世界的私语/这是它对你爱的表达。”

王钦刚：看有孩子在场，我觉得冯翻译还是需要回想一下。英文里的make love确实是做爱的意思，但在这首诗里，应该是郑先生翻译的“求爱”，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了“爱的表达”。

戴维娜：看了这些比较，我确实觉得诗歌需要像冯唐这样的颠覆者，因为它会引发新的东西。如果没有冯唐的翻译，王教授肯定不会有兴趣做这个。

王钦刚：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诗歌本身缺乏幽默感，但冯唐做到了。如果你在夏日的午后感到困倦，读了冯唐的诗后你绝对不会感到困倦，你会发现诗歌可以这样翻译。他的翻译确实很特别，有很多粉丝。比如李银河教授就曾说，冯唐的翻译是她见过的最好的中译本。

戴维娜：其实我读了冯唐的译本之后，就觉得他的译本是泰戈尔的幻想，但是郑振铎先生的译本非常忠实，王先生的译本优雅，我突然期待着另一个与冯唐完全相反，但又不同于郑先生和王先生的极端版本​​。

王庆刚：这说明泰戈尔的博大精深，每个人都能从中受到启发。

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诗人

最受欢迎的是《飞鸟集》

戴维娜：泰戈尔身上体现了基督教和印度教的影响，他崇尚灵性和哲学。印度教崇拜“梵天”，即万物皆有灵性。他的诗作都与灵性有关。如果把他放在佛经体系中，他更多的是与人的启蒙有关。一千个人可以对佛经有一千种解读。

王钦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后来我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了冯唐的译本。客观地说，还是很精彩的，诗意语言把握得很好。除了那几首诗，真的创造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泰戈尔。据说在香港又再版了。

其实，泰戈尔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诗人之一，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获奖时已年逾五十。

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一生：1861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母语是孟加拉语。当时印度是英国殖民地，没有独立。他能用英语写作，把自己的孟加拉语诗歌翻译成英文。1912年出版《吉檀迦利》，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小插曲，你知道1913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中国人是谁吗？1924年，他访问中国的时候，认识了这个人——北大留着小辫子的教授辜鸿铭。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要颁给一个东方人。

泰戈尔也曾受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高度赞扬。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吉檀迦利》篇幅较长，可能不太熟悉，最熟悉的是1916年出版的《飞鸟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在日本访问期间用英文即兴创作的。

戴维娜：《飞鸟集》和《萤火虫》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对中国诗人也有影响，比如冰心后来写的短诗就受到泰戈尔诗的影响。

还有一种诗叫节句，很短小，其实也受日本俳句和中国四行诗的影响。但不同的是，日本俳句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规矩。比如季节必须出现在第一句。其次，俳句是数音节写的，五、七、五。但现在在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日语是单音节语言，很多音节加在一起，15个音节也算是俳句。泰戈尔其实并没有遵守俳句的严格规定，比如日本俳句中不能出现隐喻，都是直接跟意象联系起来，是一种很克制的东方美的表达。泰戈尔的《飞鸟集》里还是有很多隐喻的。

王庆刚：泰戈尔的英文诗集目前已经有9本了，其中《飞鸟集》和《月牙儿》是郑振铎译的，《吉檀迦利》是冰心译的。

刚才讲了《飞鸟集》，最全的译本是郑振铎先生，他是第一个把这本书命名为《飞鸟集》的人。但最早的译者是陈独秀，他在1915年翻译了很多首诗。后来有一个叫王敬的人翻译了一部分，叫《丧鸟集》，是直接翻译原文的。但“飞鸟集”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有更多的含义，取自陶渊明的《飞鸟集》，有孤独、飘零的意境。后来在台湾被译成《飞鸟集》，我觉得也很准确。郑振铎先生翻译的时候才24岁，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

刚才戴教授说的把《飞鸟》译成五言绝句的人是姚华，翻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诗集的名字就是《飞鸟》五言绝句，现在应该买不到了。

还有一个人翻译了，是台湾某公司董事长陆金德。他的译本是唯一一本有注释的，相当于他自己的解读，还请李敖写了序言。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不同的版本给人不同的感受。

与仓央嘉措有着同样的命运

心灵鸡汤的创始人

王钦刚：郑振铎的译本也受到过批评，比如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就指出郑振铎的译本错误较多，而且泰戈尔的诗一共有325首，郑振铎只翻译了200多首，而且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的。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是郑振铎的译本，是50年代新译的，有修订、补充，纠正了以前的错误。

其实我现在很纳闷，那时候她们的英文水平到底有多好？可能真的是语言水平的问题吧。比如冰心的《星星泉水》就是她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写的。冰心说她当时并不是在写诗，只是随手写下一些随想。是在哥哥的怂恿下发表的，而且也是一首短诗。

戴老师，您最喜欢《飞鸟集》里的哪首诗？

戴维娜：我印象最深的是扉页上的这句话，“曾梦见我们彼此陌生，醒来发现我们彼此亲近。”这个翻译得非常好，佛性和禅意一下子就出来了。

泰戈尔诗中最为人熟知的一句应该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句流传甚广的诗句，其实是网上某处流传的恶搞，据说是泰戈尔所写。最后，有家出版社干脆把这句话放在了书的封面上。

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一个传记这么清晰的现代作家，作品中却有模仿，而模仿的对象通常是那些传记难以考证的古代作家。这说明泰戈尔的诗歌有一种魔力，把通俗、雅俗、通俗、小众融为一体。

王钦刚：有同学曾经问我知不知道这首诗出自泰戈尔的哪本诗集，我说没见过。我翻遍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六本英文诗集，确实没有，可能是又一篇模仿作品。所以泰戈尔成为了很多励志诗的鼻祖。像我国藏族的仓央嘉措，模仿他诗的人也不少。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应该是《世间何其有，不负如来不负你》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翻译成七言古诗。这也体现了这些诗人的魅力，受到精英和大众的赞赏，经久不衰。

戴维娜：诗人去世后，诗歌也不会停止生长。

王钦刚：当然，《飞鸟集》中最著名的一首诗是《生如夏花》，被广泛引用，包括朴树创作的一首同名歌曲。郑先生翻译为：“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

英文是 Let life be like and death like。我同意秋叶的说法，但对于夏花有些看法，我个人觉得春花最绚烂，夏花的花种不多，唯一有名的就是荷花，很多都是不知名的花。但为什么要用夏花呢？可能更多是为了强调生机，就像今天阳光灿烂，可能马上就会有雷电。夏花在烈日暴雨之下，依然顽强地绽放。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机，不像春花那么脆弱，所以我这样翻译：“生如夏花的绽放，死如秋叶的宁静。”

在古代，写一首诗作为礼物

优雅的沟通方式

王庆刚：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萤火虫集》，不知道戴老师有没有看到过。

《萤火虫集》确实不那么出名，出版于1928年，这本诗集源于他的中国和日本之行，扉页上写着：“在中国和日本，他们经常从我这里得到，在我的扇子和丝绸上。”——

“萤火虫系列起源于我去中国和日本的旅行。当时，我经常被要求写下我对扇子和丝绸的想法。——泰戈尔”

戴维娜：这种写诗方式，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代诗歌的日常交流范畴。在古代，时不时写一首诗作为礼物送给对方，是一种优雅的交流方式。在现代，诗歌的这种功能已经消失了。如果我们今天还互相写诗，感觉很奇怪。似乎只有在追求女孩子的时候写诗才可以理解，其他时候写诗是不可原谅的。

现代诗歌何时才能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在微信上用短诗的形式提问、回答，也算是回归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王钦刚：很多人觉得诗歌没用。我在其他书店也举办过这种活动，但来的人并不多。夏日午后，坐在这里聊聊泰戈尔，对现代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奢侈，而且也没有考试。所以今天来参加活动的人，并不像一些“996”上班族那样忙得没有时间。我想大家至少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是自由的。

戴维娜：你闲的时候，大家都忙；你忙的时候，大家都闲。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林徽因担任翻译，泰戈尔当时想充当媒人，后来发现不行，就写了一首诗。

王钦刚：对，这首也收录了。《萤火虫集》第六十六首：天空的蓝渴望大地的绿，风儿他们叹息，“唉”。“天空的蓝渴望大地的绿，中间只剩风儿的叹息。”这是泰戈尔送给林徽因的一首诗。“蓝天”是徐志摩，“大地的绿”是林徽因。他是他们中间的一阵风，却没能做媒，只好叹息。很有意思。

此照片摄于1924年，地点为北京法源寺。今年我去法源寺看丁香，拿着照片询问寺院管理员，他们确认是在这里拍的。

这是与梁启超的合影，梁启超还给泰戈尔起了个中文名字——朱震旦，和泰戈尔的真名很吻合。

萤火虫集里我最喜欢的一首是：“叶子在花旁/叶子沉默/花是叶子的语言”。其实很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另一首是：我在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

但我很高兴我曾飞翔过。“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很高兴我曾飞翔过。”

三毛有句“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却飞过”，就是出自这里。我觉得三毛的这句话更有诗意。

（昱毅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