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头插入时没有任何警告或解释。1948 年的一个星期五，危地马拉军队的一名低级士兵费德里科·拉莫斯 ( Ramos) 正准备离开军营过周末，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前往一家由几名美国医生经营的诊所报到。
作者： （ ）
高天宇 译
拉莫斯步行到诊所，医生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针，并告诉他周末过后再来打一针。作为补偿，拉莫斯的指挥官给了他几枚硬币，并让他与一名妓女发生性关系。在拉莫斯两年的军旅生涯的头几个月里，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医生是故意让他感染性病的。
现年 87 岁的拉莫斯表示，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忍受注射药物的影响。退伍后，他回到家乡，一个位于危地马拉城东北部陡峭山坡上的偏远村庄。直到今天，这个名为拉斯埃斯卡莱拉斯的村庄仍然没有电，药品也很少。直到 40 多岁、注射药物近 20 年后，拉莫斯才去看医生，并被诊断出患有淋病和梅毒；他负担不起治疗费用。
“因为缺乏资源，我待在家里，试图自愈，”拉莫斯说，“感谢上帝，几年后我感觉好些了，但后来又复发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经常在小便时感到疼痛和出血，他的疾病还传染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这些都是他上个月在家中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透露的。
拉莫斯的儿子本杰明说，他一生中也受到各种症状的困扰，比如生殖器炎症；他的妹妹从出生起就头上长溃疡，从此头发不断脱落。拉莫斯和他的孩子们都把数十年来性病的祸害归咎于美国。“这是美国为测试性病对人的危害而进行的一次实验，”本杰明说。
拉莫斯是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在危地马拉进行的一系列控制性传播疾病的实验中少数幸存下来的受试者之一。当时，美国政府派出的研究人员与危地马拉同行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对5000多名当地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儿和妓女进行了实验。他们让1308名成年人接触梅毒、淋病或软下疳，有时还会利用妓女感染囚犯和士兵。2010年这些实验被披露后，拉莫斯和其他受害者起诉了美国政府，奥巴马总统正式道歉，并任命了一个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调查当年的事件，并确认现行法规是否能够保护临床试验受试者的权利。
当危地马拉实验的细节被公开后，美国卫生官员谴责了这项实验，称其“令人憎恶”和“令人厌恶”。去年 9 月，生物伦理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危地马拉实验是对人类伦理的肆意践踏，即使以研究人员对自己实践的理解和当时医学伦理的要求来衡量也是如此。”（参见“伦理的演变”）
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份报告与危地马拉实验研究人员撰写的文件进行比较，就会看到一个更复杂的情况。领导这项实验的年轻学者约翰·卡特勒得到了包括卫生局局长在内的美国卫生官员的全力支持。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说：“库特勒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正是雷弗比发现了库特勒撰写的几份未发表的实验报告，并将这项研究公之于众。
卡特勒和他的上司知道，他们的研究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反对。但他们认为，从伦理上讲，这是可以辩护的，他们相信研究结果将带来广泛的益处，并有助于危地马拉改善其公共卫生系统。这些借口是对当今医学研究中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警告，因为西方的临床研究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较低的成本和大量等待治疗的患者。生物伦理学家担心，一些国家的监管松懈和道德标准较低，将使一些研究人员得以利用这些国家，进行在本国不允许进行的实验。“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应该遵守相同的规范、标准和道德规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临床中心生物伦理学部门代理主任、生物伦理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克里斯汀·格雷迪说。
抗击梅毒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美国卫生官员忙于对抗性传播疾病。1943 年，时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性病小组主席的约瑟夫·摩尔估计，美国军队中新发淋病感染人数每年将达到 35 万，“相当于每年有两个完整的装甲师或 10 艘航空母舰退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在研究、治疗和宣传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许多参与抗击性病运动的人后来都成为了高级卫生官员——托马斯·帕伦特，美国卫生局局长，后来批准了危地马拉实验，他是公共卫生服务部性病研究实验室 (VDRL) 的负责人，并就该主题写了两本书。该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管理了 NIH 的研究资助办公室，该办公室在 1946 年初为危地马拉实验提供了资金。
公共卫生服务部“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性病部门”，该部门前历史学家、《性、罪恶与科学：美国梅毒史》一书的作者约翰·帕拉斯坎多拉 (John ) 说。那里的研究人员在 1943 年就已证明青霉素可有效治疗淋病和梅毒，但他们仍对预防和治疗这些和其他性传播疾病有许多疑问。“这些人刚刚开始了解性病，仍然对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这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性病部门的人当然不认为性病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美军方尤其希望研发一套防病技术，以取代沿用了几十年的“专业设备”——要求士兵在性交后向阴茎注射银溶液以预防淋病，在生殖器上涂抹甘汞油以预防梅毒。这种方法不仅痛苦费力，而且效果不佳。
1942 年底，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提议，在受控条件下让人类感染性病，以测试治疗和预防技术。官员们对该提议的合法性和道德性进行了辩论，甚至向美国司法部长征求意见。最后，他们决定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一所联邦监狱进行实验，使用自愿的囚犯作为受试者。
科特勒是受命进行实验的医生之一。这项“监狱研究”始于1943年9月，当时科特勒28岁，两年前刚从医学院毕业。研究人员将细菌直接放在囚犯阴茎的尖端，希望引起感染。这项实验建立的方法后来被科特勒在危地马拉使用。然而，研究人员并没有找到有效感染受试者的方法。没有这个至关重要的步骤，就无法测试这种防病技术。不到十个月，实验就终止了。
囚犯
在特雷霍特实验之后，研究人员开始计划进行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让受试者通过所谓的“正常接触”受到感染，即让他们与已经被感染的异性发生性关系。
1945 年，一位在 VDRL 工作了一年的危地马拉卫生官员提出在他的祖国开展研究。危地马拉性病控制部主任胡安·富内斯 (Juan Funes) 是协助他的最佳人选。当时，卖淫在危地马拉是合法的，政府要求性工作者每周两次去诊所进行检查和治疗。富内斯负责管理一家大型诊所，可以推荐患有性病的妓女参加美国的实验。卡特勒和其他 VDRL 科学家很快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们起草的计划得到了批准，并获得了 110,450 美元的资助。
危地马拉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研究项目涉嫌故意传播性传播疾病，这明显违反了危地马拉当时的法律。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危地马拉正经历政治动荡，该国官员并不反对美国的计划。例如，危地马拉卫生部长路易斯·加里奇就参与了美国的研究。就连1945年当选总统的胡安·何塞·阿雷瓦洛也参与其中，他至少听说过美国科学家在危地马拉进行的梅毒研究。对于危地马拉官员来说，美国的研究为他们利用美国资金改善自身落后的卫生条件、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供了机会。
1946年8月，科特勒抵达危地马拉，开始准备实验。他的计划是通过验血来诊断性病，然后测试青霉素和一种名为“orvus-”的药物的预防效果。起初，科特勒利用感染的性工作者将淋病传播给士兵。他和同事给这些性工作者接种了几种菌株，然后让她们与大量男性发生性关系。数据显示，一名妓女在71分钟内与8名士兵发生了性关系。此外，研究人员还利用性工作者在监狱里进行研究。
但这种“自然”方法不易引起感染，因此研究人员采用了接种法。他们用病菌溶液擦拭受试者的尿道，或用牙签将溶液插入受试者的尿道深处。在危地马拉国家精神病院，科学家在男性患者接触病菌之前将他们的阴茎割开，以增加感染机会；他们还将梅毒注射到七名女性患者的脊髓液中。
根据美国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卡特勒的研究小组让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患者、219名囚犯和39名其他人接触淋病、梅毒或软下疳。但委员会无法确定有多少人被感染，又有多少人被治愈。一些实验除了精神病患者、囚犯和士兵外，还使用了孤儿和麻风病人，研究人员在所有实验中都测量了诊断测试的准确性。
委员会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卡特勒在实验中征得了受试者的同意，尽管他确实多次获得了军方上级、监狱官员和精神病院医生的许可。在写给他的老板、VDRL 主任约翰·马奥尼的一封信中，卡特勒承认欺骗了精神病院的病人，以便给他们注射梅毒，然后对他们进行治疗。
科特勒和他的同事们对待一些受试者的方式非常残忍。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个案例：一位美国医生让一位名叫贝尔塔的女性精神病人感染了梅毒，但此后三个月没有对她进行治疗。贝尔塔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不到三个月后，科特勒报告说她已经濒临死亡。这时，他再次让贝尔塔感染梅毒，并将淋病患者的脓液注射到她的眼睛、尿道和直肠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贝尔塔的眼睛里渗出脓液，尿道流出鲜血，不久后她就死去了。
但卡特勒在危地马拉也做了一些好事。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在军队医院启动了性病治疗计划，并为军队制定了疾病预防计划。他为孤儿治疗疟疾，游说上级为军队提供青霉素（但遭到拒绝），并培训了一批当地医生和技术人员。此外，他还帮助 142 名患者从性病中康复——所有这些患者可能都曾患过性病，但不是在他的研究期间。
“我们的团队受到了监狱工作人员和囚犯的一致好评，”他在监狱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项他们以前没有接受过的性病治疗计划，这使得该计划物有所值，而且完全合理。”
最终，科特勒的实验并不十分成功，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在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情况下感染受试者。他被批准从 1948 年 6 月延长到当年 12 月。他于当年年底离开了危地马拉。此后，其他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些血液测试结果，但科特勒没有发表他在疾病预防技术方面的成果。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指出，他的实验不仅是对人类伦理的肆意践踏，而且计划和执行也非常糟糕。
杰出的职业生涯
尽管失败重重，但卡特勒的履历却因这些研究而变得光彩夺目。回国仅几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就委托他率领团队前往印度指导性传播疾病的诊断和治疗。20世纪60年代，他又到阿拉巴马州领导了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对数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但从未对他们进行过治疗。卡特勒曾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工作，后来成为匹兹堡大学的国际健康教授。卡特勒于2003年去世，危地马拉实验的揭露要等到很久以后。
迈克尔·乌吉安 ( ) 是一位流行病学家，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供职于匹兹堡大学，曾与卡特勒合作发表过两篇论文。他称这位前同事是一位专注于性病研究的研究人员，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国际研究人员。“他在印度开创了新局面，使用青霉素治疗几种常见的性病，”吴说。但卡特勒是一位有缺陷的研究人员，“我不认为他是一位一流的科学家，他也不擅长规划他的研究。”这两位科学家合作测试了一种局部预防技术的有效性，但实验结果非常糟糕，结果“毫无价值”。
在危地马拉，受试者的命运比科特勒更糟糕。在拉斯埃斯卡雷拉斯的铁皮屋顶房子里，受试者拉莫斯瘦骨嶙峋，说话含糊不清，牙齿脱落，很难听懂。他说，直到大约十年前，他疼痛得无法排尿，才去看医生。他的儿子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在那里插入了导管，后来又做了手术。
与拉莫斯同住一个村庄的贡萨洛·蒂斯塔说，他的父亲塞尔索·雷耶斯在军队服役的三年中也参与了实验。科学家让他与感染性病的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并给他注射药物。几天后，他发现自己的阴茎流出脓液。“他退伍时症状依然存在，后来又感染了我的母亲。”蒂斯塔说。退伍后，雷耶斯患上了淋病，全身溃疡，视力不佳，嗜睡。
和拉莫斯的家人一样，蒂斯塔也对美国政府提起了诉讼，要求赔偿。他和拉莫斯都无法拿出文件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但危地马拉人权调查办公室的帕布罗·韦纳博士还是对这两起案件进行了调查，发现拉莫斯和雷耶斯的供述可以通过他们参军的时间和他们提供的案件细节得到印证。此外，科特勒在论文中列出了一份文件，调查人员根据这份文件整理出了一个受试者数据库，雷耶斯的名字也在其中。
不再
不久前，美国司法部以法院不是处理此事的“合适平台”为由，要求驳回赔偿案。但去年9月，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建立普遍赔偿机制，为在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到伤害的受试者提供补偿。
今年1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拨款近180万美元，用于改善危地马拉性病治疗状况，并加强与人体研究相关的伦理培训，但检方对此并不满足，仍坚持上诉。
随着案件的进展，研究人员也在纠结如何评判卡特勒及其同事的行为，以及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认为，卡特勒及其上级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们违反了医学伦理，因为他们在特雷霍特咨询了受试者，并试图隐瞒他们在危地马拉的研究。卡特勒的一位同事还告诉他，美国卫生局局长“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说‘你知道，这种实验在我们国家是做不到的’，还开玩笑地眨了眨眼。”
但话说回来，当时人们对伦理的理解正在迅速变化。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物伦理学家苏珊·莱德勒指出，20世纪40年代的道德标准“比今天模糊得多”。
1946 年末，当卡特勒已经在危地马拉工作时，23 名纳粹医生和军官在德国纽伦堡接受审判，罪名是在二战期间在集中营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这些审判产生了一套被称为《纽伦堡法典》的规则，要求实验者必须征得受试者的同意，受试者必须能够表达这种同意，并且实验必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身心伤害。
虽然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如此严格的标准并非闻所未闻，但很少有人遵守。例如，1935 年，密歇根州最高法院表示，研究人员只需获得受试者监护人的同意即可。事实上，科特勒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实验前咨询了军事指挥官和当地政府官员。而且，他的许多受试者都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在科学家眼中，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些实验的意义。
当时，美国一些顶尖研究人员确实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开展了研究。例如，1943 年，后来因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而出名的乔纳斯·索尔克 (Jonas Salk) 和流感研究领军人物托马斯·弗朗西斯 ( Jr) 故意让密歇根州一家精神病院的患者感染流感病毒，尽管有证据表明并非所有患者都同意参与。
科特勒及其上司显然认为，在危地马拉，他们可以跨越在美国无法跨越的道德界限。随着西方公司越来越多地将临床试验转移到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内外差异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0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调查了美国所有药品上市申请，发现仅在2008年，几乎80%的获批申请都是在国外进行的临床试验。
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标准通常低于发达国家，法规执行力度也较弱。例如，在印度，人权活动家和立法者称，外国制药公司经常在印度穷人和文盲身上测试新药，但未经他们同意或未说明风险。
2009 年，制药巨头辉瑞同意支付 7500 万美元，以和解因尼日利亚抗生素实验导致儿童死亡而引发的诉讼。此前，尼日利亚政府官员和人权活动家曾声称辉瑞在实验中行为不当，例如未获得适当的批准或同意。但辉瑞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未承认在和解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
伦理学家对如今看似可以接受的做法提出了担忧，比如选择病情极为严重的患者参加新药试验，以及选择那些不顾风险、将新疗法视为唯一希望的患者。莱德勒指出，一些新型抗癌药在试验中使用了剧毒成分。“未来的人们可能会说，‘病情如此严重的人怎么可能签署知情同意书？’”
在格雷迪看来，危地马拉实验的教训也是生物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不是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信息透明是关键，科学家要时刻记住，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类。
不过，她也表示，临床试验并不总是有明确的伦理底线。“当你在具体案例中审视底线的意义时，分歧就显现出来了。”对于危地马拉实验而言，这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教训。在任何时代，可能都有许多研究人员（甚至是大多数）同意某种做法或某项规则是合法且必要的；但对于后世来说，前人的野蛮行径是如此明显。
作者
马修·沃尔特 ( ) 是纽约的一名自由撰稿人。理查德·莫纳斯特斯基 ( ) 对本文亦有贡献。
伦理道德的演变
性传播疾病 (STD) 是 20 世纪 40 年代卫生官员关注的重点，当时许多医学研究（包括美国在危地马拉进行的实验）所采用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是不道德的。尽管道德标准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所改善，但临床研究人员仍在不断突破科学研究的界限。
1941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 12 个月大的婴儿被故意感染疱疹。研究结果被科学编辑拒绝，但发表在 1942 年的《儿科学杂志》上。
1943 年：研究表明青霉素是治疗梅毒和淋病的有效药物。
为了对抗性传播疾病，美国军方和公共卫生服务部在研究、治疗和宣传方面尽了一切努力。
1944 年：约翰·卡特勒 (John ) 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一所监狱进行了一项实验，让囚犯感染性病，以测试疾病预防技术的有效性。
1946 年：卡特勒在危地马拉进行的实验最终使 1,308 名囚犯、士兵和精神病患者接触到性传播疾病。美国研究小组还从 1,384 名儿童身上采集了血液样本，以评估性传播疾病的诊断测试。有证据表明，这些受试者并非自愿参与研究。
1946-47 年：对德国纳粹军医的审判促成了《纽伦堡法典》的出台，该法典要求实验者在进行实验之前必须征得受试者的同意，并避免在实验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1953 年：卡特勒在纽约市辛辛监狱进行了一项实验，给囚犯注射梅毒，其中一些囚犯事先已接种了实验性疫苗。
1956 年：研究人员在纽约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开始了一项为期 15 年的研究，让智障儿童感染肝炎。
1963年：纽约犹太慢性病医院的几名医生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将活体癌细胞注射到老年患者体内。这一新闻引起舆论轩然大波，引发了关于科研伦理的争论，并促使美国政府对科研采取更为严格的管控。
1972 年：美国政府停止了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进行的一项为期 40 年的实验，在该实验中，数百名感染梅毒的非裔美国人被观察了数十年而没有得到治疗。
2010 年：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 (Susan ) 揭露了卡特勒在危地马拉实验中存在的腐败行为，促使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向危地马拉道歉，并展开调查，结论是这些实验是“对人类伦理的肆意践踏”。
本文转载自《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