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有位出身豪门的子弟，承袭了家族的产业和资源，初始时声势显赫。又有一位来自偏远乡村的普通人，家中毫无资产，连温饱都难以维持。数十年光阴流转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个贫寒的年轻人蜕变为商界翘楚，而昔日的富家子弟却沦落街头，仅靠临时工作维持生计。这并非虚构情节，而是菲律宾与中国广东地区现实状况的缩影。
两地的人口规模极为接近，均在一亿以上，但居民的经济水平却有着天壤之别。2024年，菲律宾全国一年的总收入为3.3万亿元。相比之下，广东省同年的经济总量达到了14万亿元。这个差距并非略微逊色，而是有着显著的悬殊，犹如云泥之别。
那个年代属于六十年代，剧本的编写方式完全不同，当时的菲律宾是亚洲的焦点，不久前才摆脱美国的统治，基础非常稳固，美国的建设成果和管理方式，使它在战后重建中脱颖而出，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美元收入，在亚洲地区，只有日本能与之比肩，那时候的马尼拉，繁华喧嚣，被称为“亚洲的纽约”，备受瞩目，风光无限
广东省同时期仍在从事农业劳动。1960年人均GDP仅72美元，远低于菲律宾。当地经济基础薄弱，视野所及尽是农田与小型手工作坊，工业发展滞后。由于缺乏外资关注，也未获得美国支持，该省默默无闻，仅能依靠农业维持生计，民众生活拮据。
起点时的巨大差距，为何最终却出现了惊人的逆转？决定性的分水岭发生在七八十年代期间。菲律宾的权贵阶层开始放纵自我，特别是马科斯执政之后，他将国家视作个人敛财的工具。起初通过兴建一些工程来粉饰太平，经济似乎呈现增长态势，但很快就暴露了其贪婪本质。
他施行了十四年的专制统治，全国变成了他们家族和心腹的敛财工具。传闻掠夺的财富超过百亿美元，这笔钱若用于发展工业、兴建厂房，菲律宾早已大不相同。然而钱都流入了私人腰包，外资因此望而却步，国家产业进步的进程，就这样被贪欲阻断。
菲律宾正遭遇腐败困境，邻近的广东则抓住了难得的契机。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广东被置于首要位置。深圳附近一个原本只是小渔村的地方，突然被划定界限，建立了特别行政区。政策支持力度很大，人们敢于创新，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赚取财富，实现增长。
广东的做法非常务实，缺少浮华的装饰。最初采用“三来一补”模式，你提供材料，我负责加工，赚取劳动的酬劳。从服饰、鞋类到玩具，只要有利可图就承接。珠三角的制造企业通宵达旦，一箱箱“中国制造”的产品运往全球各地，终究是依靠辛勤付出和幸运，逐步积累了最初的财富。
菲律宾在那边，历经艰辛于1986年迫使马科斯下台，然而国家内部已然衰败不堪。沉重的外债负担，加之政局持续不稳，导致其错失了全球产业布局的二十年良机。经济命脉逐渐转变为一个颇为反常的现象，即大量输出菲律宾佣工和海外劳工。每年数百亿美元的侨汇收入，既是维系家庭生活的关键支撑，也构成了国家经济难以摆脱的困境。
开局时优势明显却没能守住，反倒是起步不利最终却出奇制胜，正是指这两个地方。
广东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始终脚踏实地，从不好高骛远。上世纪八十年代，依靠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奠定基础，到了九十年代，着手建设高速公路、整治港口，将公共设施建设得井井有条。交通畅达之后，财富便随之而来。进入新千年，广东逐渐意识到不能永远为他人创造价值，于是投入巨资进行科技创新，打造自主品牌。
深圳如今已非昔日遍布代工厂的模样。华为、腾讯、大疆，这些企业声名卓著。它们彰显了广东已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全球创新中心”。如此产业革新，菲律宾难以企及。菲律宾至今仍受电力供应不稳、网络时断时续困扰，基础建设未完善，如何能兴建高楼？
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在于掌管这片土地的人。广东的方针始终有一条主线，就是推动经济发展，让民众生活得更美好。为了这个目标，可以勇于探索，可以边做边学，出了问题就调整，但基本路线绝不改变。惩治腐败的决心也很坚定，谁阻碍了进步，就清除谁，确保资源能够高效利用。
菲律宾当前面临困境，难以摆脱困境，政治权力被少数家族垄断，政策朝令夕改，腐败现象普遍存在，普通民众看不到前景，纷纷选择到国外谋生，年轻人口众多，本应是优势资源，但教育水平无法满足需求，导致培养的人才多为服务人员，或者陷入失业，无法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建设力量。
广东珠三角的人均收入现在已经超越了许多发达国家，菲律宾还有将近两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三百万家庭连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这边早已开始规划宏伟蓝图，畅想未来科技，那边还在为基本的吃穿住行、水电网络等问题发愁。这已经不只是简单的经济落差，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