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胡振阳，今年39岁，安徽阜阳蒋塘镇梅寨村人，现住温州，拥有2家箱包工厂和多家天猫店，年销售额3亿多。
在这之前，我打工十多年，在家乡当过挖井工，在苏州当过工地工人，一天挣17块钱，在温州当过餐馆服务员，还给家政公司发过传单。后来，我的生意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曾经一天赚过一万多元，也曾一夜之间亏掉一千多万的坏账。
我的朋友都说我这40年的生活比80年还要丰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人生的酸甜苦辣，人性的冷暖。那些咽进肚子里的，往往很多人无法真正体会。
初三辍学，打工十年仍一无所有
“贫穷”和“流浪”，这是我回忆童年时首先想到的两个词。
我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村家庭，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父母亲务农，收入微薄。
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父亲突然卷起一个空的白色蛇皮袋子出门了，好一会儿才回来，扛着从邻居家借来的半袋玉米面。
因为我们家很穷，所以父母会花光家里的每一分钱。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弟弟妹妹从来没有买过新衣服。他们基本上都穿我以前的衣服。我大概 7 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用本来要买作业本的钱买了两根冰棍。我们回家后挨了一顿打，我现在还经常想起这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贫穷是一种罪过。邻居甚至亲朋好友言行中所流露出的鄙夷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心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让家人吃饱穿暖，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这就是我的家乡梅寨村，虽然这里有很多贫困的记忆，但我仍然很怀念这里，几乎每年都会回去。
1997年，读初三的我因家境贫困而辍学，作为家中的长子，为了让弟弟妹妹上学，父母不用那么辛苦，我选择外出打工贴补家用。
我跟着村里的一个叔叔来到苏州，在建筑工地当工人，每天挣17元钱。
建筑工人做的是几乎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比如，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楼上没有任何辅助设备，所有东西都靠肩膀扛着，一天最多扛200多根钢筋，T恤的肩膀上磨出了两个洞，洗澡时还要用毛巾盖住T恤，以免弄疼。
最可怕的是对当地气候的不熟悉，到苏州后连续一个月腹泻，晚上拉肚子，白天工作，到中午就累得不行了。忍受这种地狱般的生活一个多月，瘦了20斤，最后父母心痛不已，让我回去。
回家后，我跟着爸爸去打井。我们拉着车子，车上装着设备，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找活干。打井时，要把钻头打入土中，再把管子放在外面，遇到坚硬的地层，就得换钻头，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打出水来。一般来说，打一口井要三个多小时，期间不能中断水压。几天下来，我的手上很快就长出了老茧。
那时，我和父亲吃住都在雇工家里，总感觉像是寄人篱下，非常小心谨慎，尽量少吃。也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干体力活会走上绝路，必须学一门手艺。
1998年，我16岁，带着150元钱和半学半懂的焊接技术，只身去了温州。
我清楚地记得离开阜阳的那个晚上，我扛着一包被褥，手里拿着一张97元的火车票，我不知道这张票会把我带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我在温州打工，有工资，就带着弟弟（右一）和妹妹（左一）过来玩了几天。
随后的六七年，是我青春岁月中最流浪的几年：我在奥康鞋业当焊工，焊栅栏；在饭店当服务员，上菜、打扫卫生；给家政公司发小卡片；开着拖拉机去龙湾犁地。
有朋友开玩笑地叫我“流浪哥”：换了好多工作，却没赚到一分钱。
2003年，我结婚了，没有新房，也没有存款，从姑姑那借了2万元办了婚宴，亲戚朋友很少来，20多岁的小伙子自尊心受了点伤。婚后，我和妻子收拾行李去了温州打工。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离开阜阳，我并没有感到太过留恋。
一夜之间欠下了几千万的债，我真的想结束这一切。
我总觉得2003年是我人生发生转折的第一年。
经朋友介绍，我在温州一家箱包厂找到了一份缝纫工的工作，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在大工厂上班，工资一个月1600元。
中国是箱包生产大国，2019年产值超过2500亿。温州箱包也很出名，90年代开始成型，近几年接受平湖、昆山等地的转移后更加兴旺，很多工厂既做外贸，又做内销。
但我进的那家包包厂很头疼，厂长给我安排了一台即将淘汰的机器，这台机器老是出故障，所以同事们一般8点下班，我却要加班到晚上11点。
当时厂里没有专职的修理工，出了问题就得从外面请人来修，那些修理工特别嚣张，好像在说：“你看，没有我就干不了！”我很不高兴。
自己动手，就能丰衣足食。从此，我偷偷研究机器原理，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研究。经过半年多的反复学习，我很快掌握了基本技能，转行做机器修理。第二年，我的工资如愿涨到了2800元。
2008年左右，我已经算是机修方面的高手了。这是我在车间调试一台样机的照片。
从一个打工者变成一个技术工人，不知不觉中我跨过了一道职业上的大门槛。
2006年，我和做维修工的朋友在瑞安仙江开了一家缝纫机店，主营缝纫设备和箱包配件，与当地两家实力雄厚的店面正面竞争，我的竞争逻辑其实很简单：价格低、服务好。
那时候，很多客户都是亲自上门买货，但只有我们一家，不管客户离得有多远，都坚持送货上门。我整天骑着摩托车送货、维修，风雨无阻，一年跑了3万多公里，也认识了很多包袋厂的老板。后来，我们缝纫机店在当地取得了90%的市场占有率。
通过缝纫机生意，我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数目相当多，差不多有七位数。
2015年，除了缝纫机店，我还凑钱开了一家箱包厂，给电商供货，天真的以为经过十几年的流浪打拼，人生终于能走上坦途，直到2016年5月的一天……
这个工厂是各地集资买来的，厂里很多兄弟姐妹都来自家乡。
深夜，半梦半醒之间，我接到了朋友的电话，沉默了近一分钟后，终于有一个声音传来：“兄弟，我没法再给你还债了，资金断了。”
我脑袋嗡嗡嗡的，彻底麻木了，要知道，他欠了我一千多万，要是还不回来，我这些年辛苦挣来的工厂、房子、车子都要还，而且还远远不够。
我甚至想过，如果我真的破产了，我就会结束这一切。
问题是，供产销三方都是先供货，后赊账，我是工厂，负责下游收回销售款，上游付原材料款，下游破产了，中游能不能撑下去，就看我了。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勇气和胆量，很快定下了计划：第一，把家里能收回来的资金、能流通的东西全部折合成现金，付给供应商。在温州做生意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诚信是最宝贵的东西；第二，在资金断绝之前，我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把生意做起来。
其实我也没别的选择，2016年6月10日，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我和朋友正式完成了交接手续，他把库存和天猫店全部给了我做抵押，但还有200万的缺口。
然而，当我走进仓库，看到7万个箱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时，我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有销量才有希望，但对于不懂淘宝和天猫规则的我来说，太难了，这个天猫店运营了3个月，亏了200多万，那时候感觉整个人生都暗淡了。
不过我也有个特点，喜欢努力学习，还记得那一年半，白天处理厂务，研究资料，学运营资料，晚上上淘宝课，几乎每天都熬到凌晨三点，有时候甚至熬到天亮。
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底，我们运营了几个月的一款拉杆箱火了，成为了畅销产品，一天卖出4000个，在国内箱包类目中排名第二。那段时间，我喜欢坐在电脑前，听着阿里旺旺不停的叮咚声，每一声叮咚都是一个订单，真的很开心。
2018年左右，我和我的两个股东、好朋友一起去杭州阿里巴巴开会。
2017年我的天猫店销售额首次突破1亿，2018年、2019年更是飙升到3亿多。2019年我又花了4200万买了工厂，拓展外贸市场，两家工厂共有7条生产线，300多个兄弟姐妹。确实，天猫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几年，春节回老家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很多人开始询问我的近况，问“还有没有机会赚钱？”
我们和国外大品牌竞争，诚信做生意，我们值得！
拥有两家工厂，年销售额3亿多，我以为这是我人生的巅峰。但人生如戏。
去年，一场疫情冻结了全球旅游市场，对箱包行业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在我工作的温州瑞阳，很多工厂承受不住压力，濒临破产，工厂积压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件的库存。
我还有50万件的库存积压，还好有天猫店，国内还有渠道，再加上国内疫情控制得好，旅游市场恢复得也挺快，销量虽然赶不上两年前的那么好，但也慢慢恢复了。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这话一点没错。2020年5月，我们被国外大品牌盯上了。一家欧洲箱包品牌对温州箱包产业带十余家卖家进行了四次投诉，称他们侵犯了其设计专利。
我们真的侵犯了这个洋品牌的专利吗？完全没有！
近年来，拉杆箱大多采用PC材质，条纹、方形设计为主流，设计上鲜有创新。更让人气愤的是，类似款式其实早在2012年就被温州一位箱包商家售卖，比他申请专利的时间还早。
所以这些投诉的目的很明确：国内的箱包性价比高，竞争激烈，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理由，利用时差，赌你不敢惹事，所以就冻结或者下架你的产品，影响你的曝光度和销量。
很难，非常难。接到投诉后，争议商品的链接会被暂时冻结。我们一个温州卖家遇到的最惨情况是，他的店铺30%的商品被冻结，他根本无法正常运营。
我当时焦虑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后来突然想起去年618商家大会上认识一个阿里巴巴CCO的客户经理，叫青婉，她说有问题可以联系她，我决定拼一把，当晚就在钉钉上留言了。
女孩很爽快，“知识产权的问题有些麻烦，不过你放心，我会搞定的。”
原本悬在嗓子眼的心暂时放下了，但申诉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成功，产品就会被下架，也就意味着自己几年来倾注大量心血打造的爆款销量和好评将荡然无存。
如果僵局持续下去，得不到解决，生产怎么继续？工厂如果倒闭，几百名生产箱包的工人怎么吃饭？
幸好青弯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清晰的路径，思路也挺清晰：1、收集专利无效或者相反判决的案例证据；2、配合律师，制作产品对比图，证明差异；3、保险起见，先找销量低的产品申诉，成功后再针对热销产品申诉。
被恶意投诉的产品对比，左边是他们的，右边是我们的产品，差别很明显。
我们当时还犹豫着：这样可以吗？影响太大了！怕电话里解释不清楚，我们凌晨3点起床赶高铁，坚持要去杭州找晴婉。我还记得见面后，晴婉的表情既好笑又好笑。
事实证明，这一招很有效。在第一环节申诉获批后，温州的箱包厂和电商兄弟们对这种冤债都不敢说不，大家联手维权，结果是：对方几乎全部败北。
在平台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恢复了产品，包括我在内的十多家温州箱包生产企业的生意都度过了这次灾难。
恶意投诉的人彻底失败了，而这也成了我们温州箱包人酒后谈资：我们迎难而上，堂堂正正做生意，没有白费！
从这件事情中，我感受到，不管在哪里做生意，除了要认真对待公平，还要思考服务的策略和水平。后来，青婉直接来到温州，给我们看了天猫店的诊断报告，包括咨询、物流、退款、投诉，还有经营风险和资金损失……
我真心相信中国制造实力很强，很多国外品牌都是国内厂商代工的，其中就有我的朋友。但我知道扣除原材料成本和运营成本后，毛利真的很低，大部分都被品牌溢价拿走了。
今年年初，我和同事们开了一次旅行箱包产品共创会，研究如何进行品牌升级
品牌升级是我们温州箱包厂家最关心的事情。怎么升级？升级什么？说实话，我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最近我一直在和工厂朋友、箱包协会、阿里巴巴团队讨论这个问题。
庆万建议尝试做高铁拉杆箱和学生拉杆箱，虽然旅游业受到了影响，但是坐高铁、学生上学还是有刚性需求的，所以这个市场可能还有机会。
于是，我就设计了一个轮胎形状的拉杆箱，样品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现在，我每天还是早起，很多年来，7点以后就睡不着了，白天去厂里，中午和厂里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吃饭，晚上研究市场、研究运营，最近还尝试在抖音上做直播。
现在才感觉生意渐渐稳定了，但世事难料，谁知道呢，不管未来如何，我们能做的就是活下去。
两年前在横店，我趁机带着父母和公司兄弟姐妹们一起参加了一次团建旅行，他们这一生几乎没有出去旅行过。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躺平”，也有人问我，现在事业稳定了，甚至有点成就，钱也不缺了，为什么我还要从早到晚地努力工作，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陪陪老婆孩子，为什么不干脆“算了，就这样算了”呢？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很有道理，但今天回首自己40年的人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躺下过”，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
也许，对贫穷的恐惧，和对尊严的渴望，才是我一生奔跑、奋斗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