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cbn-yicai）
作者：陈慧琳、简乐言、陈珊珊
当从欧洲购买一个奢侈品包包时，从产品、包装、收据到物流单据，都有可能出现假货，这些看上去款式和材质相同、与正品相差无几的高品质仿品，实际售价可能只有正品的十分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经过近期的实地调研和多方采访了解到，奢侈品品牌及其附加内容所带来的旺盛消费需求，导致不少商家以原价十分之一的低价收购高端仿制奢侈品，然后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而正品以二折、一折的价格出售则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也促使制假售假产业链日趋成熟。
随着高端仿制奢侈品充斥市场，假代购行业也应运而生，高端仿品加上各种假钞和物流配送，可以让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从国外买回来的高端商品，灰色利润高到难以想象。
另一方面，相关刑罚量刑比值低等因素导致假冒奢侈品“难除，春风一吹又生”，制假、售假与查假、打假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从义乌到广州
在义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小商品，曾经人头攒动的义乌小商品城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热闹繁华。
5月份的一天，第一财经记者上午9点半走进以箱包皮具为主营业务的商贸城三区，店里几乎没什么人。商贸城内纵横交错的通道里，店铺林立，最大的店铺面积也不过1000多平方米，店主多为箱包皮具生产企业。将近11点，商贸城里依然人烟稀少。
来义乌四年、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开了五家网店的郑大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对于网店经营者来说，商贸城的商品价格还是比较高的，熟悉行业规则后，店主基本都会直接向厂家进货，一些还在商贸城进货的人，在建立关系后，就很少来现场采购了，店主大多时候都是直接从商贸城或者工厂发货。
《第一财经》记者走访了整个箱包皮具区，并没有发现任何高端奢侈品的仿制品，仅有的仿制品是一些形状、款式、颜色相似，但材质、做工却相差甚远的包包，很多包包款式相似，只印有奢侈品牌的logo，只是logo的形状略有不同。
在一家箱包店，第一财经记者向店主魏芳询问店内陈列的一款带有LV元素的包包，店主称只做批发，起订量为每包35元（120个），这就是摆在店里卖的，并不是奢侈品的高端仿品，只是长得像而已，加上一些做旧花等经典元素，让包包看起来更高端一些。”魏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们做的只是普通的小商品贸易，有些商家想模仿我们，所以款式、标识可能会有些许不同。
在另一家街边小店，记者见到了售卖仿冒GUCCI包包的店主。乍一看，外形、条纹与正品十分相似，但仔细看后，可以发现拉链、内袋等细节处理得较为粗糙。据说，做工不同的包包和钱包价格也不同，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一家外贸包包店的老板余琪悄悄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如果想找高端仿奢侈品货源，他可以帮忙牵线搭桥，这些高端仿奢侈品大部分都来自广州，他叔叔家里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
放眼万里之外，广州北部的三元里是广州南北交通最繁忙的要道之一，这里聚集了近30家大型皮具市场，大量的皮具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个角落。每年的皮具交易额高达400亿元。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中，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高端仿奢侈品交易市场。
几年前，电影《碟中谍》的上映，让PRADA“杀手包”火了一把，因为买不到包包，冰琪决定把目光转向高端仿制奢侈品市场，于是就让广州的朋友帮她在三元里买到了这款高端仿制包。最终，她以不到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了一款高端仿制包，而且和正品并无明显区别。
小马是三元里众多高端仿皮具的兜售者之一，小马每天的日程就是在三元里地铁口或者天桥附近走动，发宣传卡，招揽顾客到各个高端仿皮具店的销售点。顺着小马的脚步，第一财经记者来到了距离三元里地铁站A出口约一公里的一排老式居民楼。楼下聚集着各类店铺，门口坐着三三两两的人。穿行在人群中，你会不自觉地感觉到各种扫描的目光投向你，仿佛置身于90年代的警匪片场景之中。
“这些都是我们的探子，最近他们检查的太严了，对方要是不太友好，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只要有动静，这些人就会立刻通知后方人员，除非有我们的人陪同，否则没人会给你开门，就算你是常客，你一个人来，也没人会给你开门。”小马承认。
小马最终在一栋约有三十年历史的五六层老居民楼前停了下来。楼下的大铁门紧闭，小马按了门铃后，铁门打开，出来几名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扫了一眼后，才让我进去。沿楼梯上去，每条楼道里都蹲着不同的工作人员。穿过重重铁门后，记者来到一间售卖高端仿皮具的房间，房间内有数名工作人员守着。进去之后，房间的门立刻被关上了。不到一百平米的房间里，摆满了LV、GUCCI、Dior等各大奢侈品牌的各类高端仿皮包，被分成了好几个隔间，每个隔间的商品都有不同的价位。
“现在的顾客太挑剔了，都想买到好产品，所以我们不做劣质的仿制品了。”销售人员介绍说。
除了皮具，这栋居民楼还售卖高档的仿品饰品、香水、衣服等。这些产品分布在不同的房间或楼层，走到哪里，门里门外都有人守着。相比“简陋”的义乌，这里的产品可谓是仿品中的“战斗机”。
制假售假利润链
有需求才有供给，如此庞大的高端仿奢侈品市场背后，首先是大量的客户，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多方采访了解到，高端仿奢侈品的买家一般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类是代购；一类是想买正品，实际买的却是高品质仿品的人；还有一类是明明想买高品质仿品的人。
多年来，小马积累了一大批客户名单，这些客户中有代购、实体店主等，来自世界各地。“有些代购确实在海外代购奢侈品，但不一定寄给客户，都是正品，这样的代购我接触过不少。”小马介绍。
有需求，自然就有生产高品质仿品的厂家，第一财经记者看到，三元里店里陈列的包包无论从材质、做工还是配件上，都似乎和正品没什么区别，在这里，你只需要花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买到和正品一模一样的产品。
“我们有客户把货拿回家当正品卖，根本没人看得出来。我们的产品都是老板从海外买回来拆开，然后按照1：1的比例复制的正品。”元里一位商家说，“正品一出新款，我们这边几天就能复制出来。在这里买的产品，如果有什么质量问题，可以来这里维修，我们提供售后服务。”
李莉多年来一直做各类高品质仿品的销售，她直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做这个生意，生产和销售必须一体化，从合作工厂到销售必须无缝衔接。“这些工厂都是专业做箱包的，有的甚至是给知名品牌代工的，所以技术很强。如果要做高端仿奢侈品，不管是包包还是服装，都可以做，但相似度如何，要看产品质量，你愿意花多少钱？比如你想低成本做一件名牌风衣，面料、做工就差一点，细节也有差别；如果你愿意多花点钱，面料跟正品一样，扣子也不一样，细节、做工接近正品；如果你多花点钱，工厂可以给你开模、制版，做出跟正品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李莉说。
余琪给第一财经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一款正品包包售价2万元，高端仿品包包一般分为三个等级：原装、原单、顶级仿品。
也就是说，你用原装十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买到和原装款式、品质相同甚至更好的包包，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这一点李莉也证实了这一点，她最热销的商品就是几款经典款LV包包，高仿的价格基本维持在正品十分之一左右，比如一款1.4万元的LV包包，高仿的价格是1500元，而李莉付给工厂的钱不到1000元，所以作为卖家，她的利润率接近100%。
余琪透露，高端仿包中被仿最多的三个品牌是香奈儿、GUCCI、LV，这三个都是老牌奢侈品牌的代表，经典款一直卖得不错，做经典款的高端仿品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一些相对小众的奢侈品牌做的比较少，爱马仕是大牌奢侈品包中被仿得最少的品牌。“因为正品爱马仕包包价格太高，最便宜的也要几万，很难买到正品打模，成本高，最便宜的爱马仕仿包也要几千元，所以买的人很少。”余琪说。
采购和物流流程
制作高仿品的工厂是利润链的第一个受益者。一位高仿包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制作高仿品的工厂利润率大概在20%到30%，利润多少取决于渠道。比如中间卖家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高仿品，但因为进货价格较低，能获得100%左右的利润率。接下来在购买者当中，除了购买自用的消费者，还有另外一群人，也就是代购，他们也是受益者。
代购正品的代购，一般会得到10%左右的佣金，比如在欧美留学或生活的代购，“我们保证你买到的都是正品。比如一个1.2万元的LV包，在法国的含税价是8000元左右。我们当地退不了税，我就在价格上加10%作为佣金，也就是说我以8800元的价格卖给中国消费者，对他们来说还是很划算的。”在欧洲留学的何美婷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和何美婷一样与正品代购不同的是高仿品代购，他们通过上述工厂或中间商，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拿到高仿品，然后冒充海外购入的正品卖给消费者。第一财经记者从代购圈了解到，以上述1.2万元的LV包高仿品为例，其成本价在1200元左右，代购买下高仿品后，以90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买家，冒充正品。代购的利润率高达650%。也就是说，正品代购赚取10%左右的佣金，而高仿品代购赚的则是其数倍。
一位代购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些代购可能经常在朋友圈发自己去海外代购商品的地方，但这可能并非事实。“国内有些地方可以专门为代购提供场景模拟，比如你看到代购在国外某个专柜购物，很有可能是他们在国内某地录制的。”上述代购还透露，代购会把假货误认为是正品，主要还是希望获得更高的利润，毕竟出国成本很高，发货量比较大，不能一次性带太多，否则会引起海关的注意，如果被查到，损失就很大了。所以，有些代购如果发货量很大，其实是非常可疑的。
当然，代购高品质仿品也是一门技术活，除了产品要高度逼真外，相关单据、物流、后续处理等也必须到位。
小马介绍的工作人员称，购买产品后需要相关发票证明，可以在楼下指定地点购买，有全套发票、POS机小票、物流单据等。
在购买了一款高端仿制GUCCI包包后，在小马的引领下，第一财经记者来到了售卖发票的店铺，这里除了销售发票，还出售皮具包装盒，只要3元，就能获得一张收据。这张收据包括商品收据、发票、刷卡收据，可以自行决定商品的金额。发票上的二维码甚至可以追溯到这款产品是在哪个海外专柜购买的。
“这个小票没人会验证，一是柜台人员不会帮你验证，二是验证成本太高，如果出现退票，就直接退款，别引起纠纷，毕竟退票率很低。”售票老板说。
整个过程中，物流是必不可少的，代购把商品在网上卖出去之后，会到“代收点”充当中间人收货、发货，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灰色产业链。这里说的“代收点”主要就是他们负责把假货运出去，制造虚假的路由信息。很多“代收点”都是长期从事跨境电商的公司，所以他们手里既有真货也有假货，物流单号和物流真假之间的转化路径也都由他们掌控。当然，“代收点”也包括一些快递公司在当地的“加盟代理商”。
第一财经记者在与多家快递公司及相关业内人士沟通后了解到，如果能获取美国分公司的订单号，然后用美国分公司的代码登录扫描设备，就可以实现相当于在美国站扫描一次。所谓的快递单号就像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每个快递单号对应某个区域某个快递网点的一个包裹，是快递员收到快件，然后进行分拣、运输的次数，每个环节都要经过扫描设备扫描订单号，形成清晰的物流路线。
为了让消费者信服，一些“代收点”甚至会伪造国外的快递查询网站，输入所谓的快递号，即可显示物流路线信息，也就是说，快递员可以“看上去”像是来自美国、澳洲、欧洲等地。还有更大胆的“代收点”冒充快递网点参与诈骗，通过从境外购买“快递单号”提供“远程上网”服务，伪造快递查询网站，然后将国内物流部分交给真正的快递员送货上门。
在国内，除了中国邮政、顺丰速递外，成长迅速的快递公司大多是通过加盟制扩张的。在这些快递公司中，总部把预收运单款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加盟商每接到一个快件，加盟商越多，派送量越大，总部卖出的运单就越多，赚到的收入也就越多。货物通过中转中心中转配送，支付一定的中转配送费用。
这种发展模式也导致一些加盟商甚至承包方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会和造假者联手，提供虚假的快递路线信息，获取利润分成。毕竟，国内快递行业还处于价格战阶段，很多加盟店光靠收发快件根本赚不到钱。
实际惩罚率较低，但问题依然存在
“前几年生意最红火，但这几年就冷清多了，主要是相关查处越来越严厉，生意不好做，一旦风口一紧，那天我们就没生意了。”一位资深仿皮包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对于高端奢侈品生产厂家来说，最重要的秘密就是工厂地址，大部分仿冒厂家被查处都是因为不小心泄露了工厂地址，一旦被发现，最大的损失就是生产机器和罚款。
“制作高端仿包，特别是顶级仿包的机器全部从国外进口，一台机器就价值上千万元，一旦被抓，损失巨大。”销售外贸包包的店铺老板余琪说，罚款也不是按照高端仿品的售价来判，而是按照正品的售价来判。“我叔叔的一个朋友也是做这个生意的，去年被抓的时候，仓库里还有一批LV包没有发货，高端仿包的罚款是2亿元。”
对制售假冒奢侈品的打击愈发严厉，导致假货行业监管趋严。现在，无论订单量多大，余琪叔叔都不会再带客户去工厂看货，就连白云皮具也绝不会带非熟客进城看展厅，我们宁愿每次都给客户发产品图片，等他们确认购买意向并付款后，我们才会随机选择发货地点或直接快递发货。
奢侈品造假者和售假者谨慎的背后，是行业对假冒商品的识别和防伪技术、行动和力度的不断升级。
LV大中华区及内蒙古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总监宣慈拥有20余年打假经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侦查打假之路，1999年，宣慈与义乌警方合作，办理了她经手的第一起假冒刑事案件，该案涉及13个制假窝点。
这些年，宣慈见证了打假从最初行政部门参与执法，到现在的多方合作、技术赋能的发展，也见证了造假者和卖家的各种形式和花招。厂家在线上接到订单后，简单邮寄货物，根本没有库存，现场立案也没有足够的库存，这对传统线下打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确认电子证据、进行电子取证、确定涉案人员的犯罪行为，一度成为奢侈品牌和警方的新课题。
近年来，警方、LV、阿里巴巴联手打击了多起制假售假大案。宣慈也觉得，打假已经不是任何一个组织的责任，打假不能只是删掉卖假的环节，还要扫清幕后制假售假链条，铲除制假窝点，斩草除根。但要做到最后一点，难度非常大。
2015年底，阿里巴巴成立平台治理部，2017年打假合作模式再度“升级”，成立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
尽管如此，仍有造假者不断转战异地重操旧业。随着警方不断加大对广州等制假地区的打击力度，一些造假者选择回乡“创业”。2017年初，LV接到线报，称湖南永州发现一家生产假冒品牌商标的皮具厂。轩辕立即联合警方、阿里巴巴打假专项队展开行动。永州警方抓获10余名犯罪嫌疑人，缴获LV、GUCCI皮具350余卷，LV印花滚筒11个，涉案金额高达2.16亿元。
“一卷400码的皮革做成的一只假包，能给造假者带来数千万元的利润。”宣慈说，每码皮革可以制作3个手袋或10多个钱包，此次查获的皮革可以制作数万只假冒LV包。
多年的打假经历让宣慈意识到，巨额罚款、实际监禁刑罚更有意义，但实际操作中实际监禁刑罚率较低，对造假者和售假者的震慑作用有限。
阿里巴巴2017年打假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2017年共发现疑似制假线索5436条，销售额远超犯罪门槛（5万元），执法部门收到线索1910条，启动刑事打击行动，涉案商品740件。
截至目前，已有63起案件通过公开信息确认有相关刑事判决，这些案件平均办案时间约344天，共判刑129人，但其中104人被判缓刑，实际判刑率仅为19%。而那些被调查后又改邪归正的，往往就是被判缓刑的人。
“要完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线下制假源头，共同推动对制假行为直接刑事定罪，并出台惩罚性赔偿，让制假者倾家荡产，彻底遏制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如此表示。
（第一财经记者王海对此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郑大强、韦芳、于琪、冰琪、李莉、何美婷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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