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北塔刚刚倒塌（顾晓瑾摄于哈德逊河畔）
2001年3月18日，我和女儿在哈德逊河渡轮上，身后依然矗立着世贸双子塔。（摄影：余莉）
距离纽约9·11事件已经过去20年了，讽刺的是美军却因为这次事件入侵阿富汗，并迅速推翻了被认为是基地组织保护伞的塔利班政权。如今美军在又一个9·11事件发生之前撤离，阿富汗仍由塔利班统治。
20年后再看911事件，还是要回到现场。那一年，我在纽约，离现场最近，是911遇难者的邻居。但世贸双子塔已经无法攀登。
1995年我第一次去纽约，但因为下雨没去参观。2001年我在纽约留学，有一年闲暇时间，计划秋天天气好的时候去参观，但9·11事件打断了我的行程。15年后我再次去纽约时，新建成的独栋世贸中心就在原地。
烟尘滚滚，北楼在我眼前倒塌
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候，我正开车去纽约市立大学史坦顿岛学院，那一年我是该校的访问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上课。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住在费城的哥哥打电话问我在哪里，得知我不在世贸中心附近，他松了一口气，让我回去看电视，世贸中心被飞机撞了，“是直播啊！”
我立即转身返回斯塔顿岛的住所。电视里的画面让我震惊：我经常路过的世贸中心两座姊妹楼正在熊熊燃烧。主持人激动地讲话，电视里不断插入飞机撞击大楼的镜头……
看了没几分钟，我就迫不及待了，收拾好录音机、相机、摄像机和采访笔记本，开车去了通往世贸中心的南码头，这里和世贸中心只隔着哈德逊河——我要去现场采访！
路上车很多，交通越来越糟糕。当我们离南渡口还有一里路的时候，路上终于堵满了车，我们无法前进。我只好把车子拐进岔路，靠边停车。我也不顾被罚票的风险，下车向渡口跑去。一路上，我看到所有的电话亭都挤满了人，很多人在电话机旁大声哭泣。路边停着的许多汽车车门全部敞开，行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在车里收听收音机里直播的新闻。
史坦顿岛是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之一，与曼哈顿之间隔着哈德逊河，因岛上居住着许多在曼哈顿工作的人，被称为纽约市的卧室。南渡口就在世贸中心对面，每20分钟就有一班渡轮前往那里，免费，24小时运营，20分钟到达。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上课，或者去曼哈顿任何地方，都要经过这里。可惜我到的时候，渡轮已经被警察封锁了。渡船不停地运送着这里世贸中心附近的人，回程总是空无一人。下船的人个个衣冠不整，满身灰尘，惊慌失措。
我只好站在渡口，望着河对岸的两座大楼。还没等我站稳，第二座大楼，也就是最先遭到袭击的北楼，就轰然倒塌。原本就烟尘弥漫的世贸中心，再次开始升腾起更浓重的烟雾，仿佛有人从飞机上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周围的人群立刻发出尖叫声，不停地喊着“我的天啊”。不过，由于风向和距离的原因，我几乎没听见倒塌时的巨响，但烟尘却让我喉咙发痒。大楼无声无息地沉入一片尘土之中，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
大楼瞬间倒塌，浓烟迅速席卷曼哈顿下城。棕黄色的烟雾在洁白的天空中划出一条整齐的平行线，绵延数十里。南边的布鲁克林区和远处的河口全被烟雾笼罩，唯一能清晰看见的，就是迎风面的自由女神像。虽然风向是南风，而我又在世贸中心西侧，但我不仅闻到了浓重的烧焦味，而且对着镜头说了几句话后，喉咙就被呛得说不出话来。
一名头发和衣服被灰尘染黄的男子摇摇晃晃地从渡轮上走下来。有人上前询问他的身世。我凑过去听，原来是个华人，不过会说英文。我问他当时的情况。他说爆炸发生时，他正在世贸中心旁边的金融中心。他一开始好奇地抬头望去，但看到落下的石块，他意识到不对劲。他拔腿就跑，但没跑多远，南塔就倒塌了。他嘴里满是灰尘，呼吸困难。周围几乎没有安全的地方，他只好本能地跑到河边，然后跟着拥挤的人群上了渡轮。其实他的家在对面的皇后区法拉盛，但现在他身在斯塔顿岛。当被问到是否受伤时，他摇了摇头，然后点了点头，一脸茫然，独自走到了渡轮外的公交车站。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多了（北京时间晚上11点多了），于是我赶紧回去。我想着应该把新闻稿发到我所在的深圳特区报社。路上，我又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有一位陆林先生给他打电话，让我尽量转告他，如果可能的话，发回一份现场目击报告。陆林是深圳特区报社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后来，报道的发表，出乎意料地困难。由于世贸中心楼顶的电信传输设备受损，电话线更加拥挤（那时人们都是用电话线上网的），我几次上网都失败，还打了好几个越洋电话。直到北京时间凌晨1点半，我才把匆匆写好的报道和两张数码照片发到了深圳。
后来我得知，国内有关部门规定，关于“9·11”事件，媒体必须使用新华社的文章，不准发表自己的文章。于是特区报连夜把我的文章交给了《京报》。当时《京报》刚创刊一个多月，当时它抓住这个机会，请特区报编辑部帮忙整理了大量的外文新闻和文章，成为国内报道“9·11”事件最详尽的日报。9月12日，它做了24页的专题报道，是国内最大的。报纸一时供不应求，发行量迅速升至全市前列。但对于我陆续寄回的“自采”文章，报社不敢做太突出的处理。即便如此，据说还是遭到了当局的批评。
2001年9月12日，《菁报》刊登了顾晓津的“目击报告”
2001年9月17日，世贸中心废墟（顾晓瑾 摄）
2001年9月17日，世贸中心附近等待运输的废墟（顾晓瑾 摄）
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一辆可疑的汽车正在靠近。
9月12日，多家美国报纸在头版头条中使用了“战争”一词，如《美国参战》、《恐怖分子开始宣战》等。当时，纽约市的确处于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通往曼哈顿的所有桥梁、隧道和渡轮均被关闭，曾经是世界最高建筑、仅次于世贸中心建成后排名第二的帝国大厦也一度关闭。许多计划出行的人决定至少一个月不坐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街头看到这么多士兵（平时我只看到警察）。家庭主妇们忙着把超市里的副食搬到家里以备不时之需。我的房东买了很多大包装的矿泉水，以防水源被恐怖分子污染……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恐怖袭击随时可能发生。我就是在这个氛围中继续为深圳写稿。9月13日上午11点20分（北京时间晚上11点20分），我正在电脑上写作，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飞机的巨大轰鸣声。我冲出去，看到一架巨大的直升机在低空盘旋。直升机的窗户和窗内的飞行员清晰可见，长达10分钟。我急忙看电视，发现各大电视台都把镜头对准了我斯塔顿岛的住所附近。CBS的电视记者已经出现在我住所100米外。
原来，一辆涉嫌参与袭击的红色7座家用轿车出现在史坦顿岛地区。FBI探员聚集在这里追捕罪犯，范围逐渐缩小到我所居住的社区。纽约警察局长称车内可能有两人，但拒绝透露细节。这里的小学和中学曾接到通知当天复课，但现在所有学校都被紧急通知封锁，已经入校的学生不得外出，以防止罪犯酿成新的灾难。
斯塔顿岛是纽约市与新泽西州之间的重要通道之一，有两座跨海大桥通往新泽西州。9·11事件中被劫持的其中一架飞机从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起飞，随后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该机场距离斯塔顿岛只有20分钟车程，这里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距离只有一半，很多前往纽约的游客都在这里下飞机。警方推测这辆可疑汽车来自波士顿机场（此次恐怖袭击中被劫持的四架飞机中有两架分别从波士顿机场起飞，撞向世贸中心两栋建筑），并有从纽约转机前往纽瓦克机场的迹象。因此，12日晚间通行的两座通往新泽西州的大桥再次紧急关闭。
中午12点，电视上传来有关疑似车辆的最新消息：该车当天上午曾停在记者住所附近的一所中学，目前可能正前往新泽西州。斯塔顿岛通往新泽西州的两座大桥继续关闭。
但此事并未有任何结果，一切都只是猜测。
2001年9月17日世贸中心墙体倒塌（顾晓津 摄）
2001年9月17日，士兵在世贸中心附近严格检查行人（顾晓瑾 摄）
邻居们都悲喜交加
9·11事件给纽约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安、恐惧和悲痛。9月13日《纽约每日新闻》头版头条称，“失踪和下落不明人数可能超过1万人”（一年后，确认的死亡和失踪人数不足3000人），无数家庭与这场悲剧联系在一起。
事发第二天，我终于联系上了我的临时助理克里斯汀小姐，她是史坦顿岛学院社会学系的大三女生，我问她：“你还好吗？”“我不好！”她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原来，事发时，她的表弟正在世贸中心工作。他们四处寻找他，逐渐陷入绝望。我只好说：“别太担心，我们会找到他的，我们会找到他的，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9月14日，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邻居有悲有喜：悲的是男主人是岛上的一名消防员，此前曾在海军服役13年。事发时，岛上大部分消防队员被紧急调往世贸中心救援，他也奉命前往，却再也没有回来；喜的是，这天，他即将临产的妻子在万分焦虑之下住进医院，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让后来被证实已死亡的丈夫得以延续血脉。
后来有一天晚上，一位邻居来为这家人募捐以表示慰问。我看了看小本子上的账目，发现每家都有捐，但捐得最多的也就几十块钱。于是把钱给了之后，我就让这位邻居转告死者家属，说我妻子愿意义务去她家帮忙照顾孩子。邻居很感动，说一定会告诉他们的。后来，我带着妻子去了消防员的家里，看到她家里人很多，大概都是亲戚朋友。他的妻子连连表示感谢，但表示暂时不需要帮忙。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还强颜欢笑。
9月17日是轮渡重新开放的第一天，也是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事件发生后首次恢复交易。我从轮渡乘船前往曼哈顿，手持身份证，经过几个有军警把守的路口。映入眼帘的是随处可见的鲜花、失踪人员的照片和表达爱意的纸条。其中最集中的地方是纽约大学附近的华盛顿广场，那里摆放着一束束鲜花和无数的失踪人员照片，墙壁上贴着各种纸条和标语，地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蜡烛。远远望去，就像一片彩色的海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学师生情绪也不稳定。史坦顿岛学院几位心理学教授组织了一场名为“释放与安慰”的活动，让人们自由地上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并要求他们释放所有的情绪。教授们告诉大家如何尽快平复心情，并在演讲结束后让大家转过身来互相按摩和拥抱，称爱抚是最好的安慰。
我也参加过类似的集会，有人问我911之后我失去了什么。我说在这次事件中我失去了两样东西。一是我的一个好邻居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二是我以前的安全感没有了。现在我们被建议不要去高楼大厦或人多的地方。那么在纽约我们还能去哪里呢？老师表扬我回答得好。
会议期间，我听到有人从头到尾都在哭泣，教授们不断走到座位上去拥抱那些哭泣的人。
2001年9月17日，世贸中心附近的停车场。人已不见，车仍在（顾晓瑾 摄）
2001年10月8日，倒塌的五角大楼的缝隙依然清晰可见（余莉 摄）
爱国热情高涨 国旗热销
纽约人的恐惧和悲伤很快转化成强大的爱国浪潮。
事发第二天，一些人开始上街做义工，大量民众在报纸、电台刊登的志愿工作网站上报名。其中最艰苦、最艰巨的工作，莫过于世贸中心的清理工作。那里每天都浓烟滚滚，地下大火直到12月底才彻底扑灭。人体等各种物质燃烧后散发出的有毒气体让人头晕目眩，废墟随时可能坍塌，现场危险性极高。但现场报名的志愿者人数很快就报满了。
更多人只能到附近的医院、物资供应站等地上班，而且还要排队。很多人开车给正在执勤的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送食物、凉菜、饮料等。市民到各医院、诊所献血的热情不绝于耳。各企业团体、个人献血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
与此同时，美国国旗成为最抢手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家家户户都挂着或张贴着大大小小的国旗。工作场所、建筑工地、商店、超市和其他地方到处都是国旗。有些人把国旗绑在车上，然后每个人都效仿。不幸的是，商店里的小国旗很快就卖光了。有些人干脆买大国旗来遮住他们的整个车头。
当地精明的台湾人很快就嗅到了商机，他们大量购买这种小旗子，巴掌大的布旗加上一根比筷子还粗的小木棍，以2至3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样的东西在大陆最多能做10美分，但在9·11之后的10多天里，你只需要抱着一捆这种旗子坐在纽约的街边，不用吆喝，来来往往的汽车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全部买走。他们能卖多少就卖多少，警察也不管。不管台湾人怎么想，都满足不了需求。后来，听说纽约市的几个台湾人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就靠国旗赚了数百万美元。有人说，他们是从浙江义乌拿货的。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汽车没有国旗，就成了异类，也就是不爱国。我也买过一面国旗，一开始大家都是绑在天线杆上，后来有人设计了可以夹在车窗上的国旗，更稳固，体积也更大，卖8美元一块。有的汽车到处都飘扬着国旗，行驶在马路上，让我想起穆桂英登台时的装扮。纽约是全国汽车密度最高的，有报道称有1000万辆之多。这么多汽车挂着国旗，行驶在路上，很壮观。
与国旗相对应，用国旗红蓝白三色制作的丝带、花圈甚至服装随处可见。我在学校参加过一次会议，主办方还在我的衣服上别了一条小小的三色丝带，以示纪念。事发第二天，我注意到有网友呼吁纽约人立刻穿上红蓝白三色的衣服，以表达对敌人的共同仇恨，悼念遇难者。不过，响应的人并不多。此外，许多公共场所都贴出了“上帝保佑美国人”等标语。一时间，这句口号成了人们见面必说的一句话。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会对任何喜悦的表情感到厌恶。斯塔顿岛曾传出传闻，事发当天，一家五金店的员工到屋顶喝酒庆祝，激起了附近民众的极度愤怒。他们要求店主解释道歉，并质问他为什么不挂国旗。店主是犹太人，所以也很固执地说：“我还没成为美国公民，你为什么要我挂国旗？”至于那名员工的事，他表示不知道，并认为下班后，这是个人自由，他作为老板无权管。于是人们呼吁集体抵制这家商店，再也不买这家店的任何东西了。
这才算是文明，美国很多城市都发生过阿拉伯人被殴打的事件。
2001年9月17日，曼哈顿下城华盛顿广场纪念墙（顾小锦 摄）
2001年9月17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市（顾晓津 摄）
又有恐怖袭击？炭疽病正在蔓延
2001年，美国不仅经历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还爆发了疑似“生物恐怖袭击”的炭疽疫情，其引发的广泛恐慌一度超过“9·11”事件的影响，而且到今天似乎也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
炭疽病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传染病，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早已绝迹。炭疽病首次暴发发生在2001年10月4日（后来发现，第一封炭疽信件是在9月18日寄出的，当时距离9·11事件刚好过去一周）。那一天，美国媒体新闻集团旗下《太阳报》63岁的美术编辑罗伯特·史蒂文斯突然被确诊感染了炭疽病，这种病在美国已经绝迹数十年，而且是致命的“吸入性”炭疽病。一天后，他去世了。
2001年10月5日，63岁的艺术编辑史蒂文斯因信件感染炭疽病去世（美联社）
与此同时，他的一名73岁同事也染病。有关部门将《太阳报》所在的美国媒体新闻集团大楼内所有工作人员调离，并进行彻底调查检查。医生对所有员工抽取血样，专家建议员工在30天内服用抗生素。卫生部调查人员最终得出结论，细菌可能在“9·11”事件前后被引入办公楼，很可能是一次统一的恐怖袭击。消息一出，全国哗然，媒体随即猜测这是恐怖分子使用生化武器发动的第二波袭击。10月10日，就在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仅仅四天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布发现第三例炭疽病病例。患者仍是媒体新闻集团员工，但这次是一名36岁的女性。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通知各驻外机构准备炭疽抗生素，并要求国内警惕可能出现的生化武器袭击，人们一下子紧张起来。
国务院官员的话音未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纽约总部也发现炭疽感染病例。10月12日，该公司一名高层证实，公司一名女员工收到并打开了一封装有可疑粉末的信件，随后出现发烧、面部发红等症状，经诊断为皮肤炭疽（比吸入性炭疽更容易治疗）。同一天，布什政府向国会提交法案，要求紧急拨款20亿美元应对生化袭击。切尼副总统声称，近日美国发现的4起炭疽病例可能就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所为。NBC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区被迫关闭以接受检测。
和许多纽约人一样，看到晚间电视上的这则新闻时，我有些紧张。当时电视屏幕还报道说，纽约时报大楼一度关闭，许多身穿化学防护服的检查人员进出。大门用大绳子堵住，不让过往行人靠近。纽约时报发言人说，曾撰写过有关伊斯兰运动和细菌战书籍的该报著名记者朱迪思·米勒（ ）当天收到了一封装有可疑白色粉末的信件。纽约联邦调查局官员说，米勒联系的这名NBC女雇员的信件全部是从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寄出的。曼哈顿的一些纽约时报工作人员已经撤离了办公室。
10月13日，媒体新闻集团又有5名员工确诊感染炭疽病。10月14日，一名警察和两名技术人员在检查NBC纽约总部时被证实感染炭疽病。同一天，微软公司位于内华达州的总部也收到了一封含有炭疽病菌的信件，但所幸没有发现任何人感染。同一天，美国官方将炭疽病事件定性为恐怖分子发动的新袭击。10月17日，纽约州长帕塔基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的办公室也发现了炭疽病菌。州长和办公室里的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开始服用抗生素。10月19日，《纽约邮报》编辑部的一名女秘书被发现感染炭疽病菌，几天后该报又发现了第二例病例。该报所在的默多克新闻集团纽约总部大楼陷入一片恐慌，导致同一层楼的福克斯广播公司员工一度不敢进入大楼。 短短半个月内，已有数十人感染炭疽病，其中有老人、中年人，还有年仅7个月的婴儿。
2001年，美国国会大厦前负责消毒清洁的防疫人员（c&en）
2001 年 10 月 25 日，危险品应对机构在邮局检查邮件（NPR）
2001 年 10 月 20 日《纽约邮报》头版
我在报摊上买了第二天的《纽约邮报》。报纸头版有一张患病女秘书的大幅照片。照片中，年轻女子右手食指伸到眼前，直视读者。配文说，她在用切信刀拆信时割伤了手指，怀疑细菌趁机而入。这版冲击力十足的头条让原本就沉浸在“9·11”事件痛苦和迷茫中的纽约人更加恐慌。来去无踪的炭疽，加上联邦调查局的束手无策，让很多人感觉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据当地媒体报道，布朗克斯区一名前助理检察官在得知NBC一名员工感染后决定暂时离开纽约市的当天，从ATM机上取了一笔现金。许多纽约人一出现咳嗽的迹象就赶到医院急诊室，要求做炭疽检测或请医生开出专门治疗炭疽的药物环丙沙星。一架从夏洛特飞往丹佛的美国航空航班请求紧急降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因为乘务员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袋可疑的白色粉末（后证实是用于垃圾分类的滑石粉）。
美国911急救站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接到炭疽病的报告。电视台和各种临时培训班都在教导民众小心谨慎地接收邮件，要求他们“不要打开、闻或摇晃可疑邮件，并立即报警”。许多人害怕收到邮件，但美国的邮件实在太多，防不胜防（美国很多重要资料，包括驾驶执照、银行卡、安全卡、各种账单，都是通过邮局寄送的。我在美国一年收到的邮件相当于我过去10年在深圳收到的个人邮件）。我的一个纽约朋友，起初收邮件前都戴手套、洗手，但后来干脆拒绝收任何邮件。他打电话给电话公司，要求他们不要寄账单，而是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他，他主动交费。但电话公司说没有先例，操作起来很困难，所以坚持要寄账单，这让他很苦恼。 事实上，炭疽病的蔓延导致很多美国人选择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交换信息，这导致邮件数量大为减少，尤其是那一年的圣诞贺卡，据说减少了一半以上。据美国邮政管理局2002年1月8日公布的报告，2001年9月8日至11月30日，美国投递的邮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亿件。
纽约的一些报纸还提到了恐怖分子从天空中传播的可能性，专家说，携带5公斤炭疽的小型飞机在纽约这样的繁忙城市中掉落，至少有25万人被感染，其中有100,000人将在包括私人的情况下使用。在天空中携带5公斤的东西？
他知道，炭疽病仍在默默地传播，华盛顿特区的首都在10月16日被保存。发现已经暴露于炭疽孢子并进行了阳性。
联邦调查局（FBI）在9月11日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袭击时，炭疽病的突然爆发与FBI官员的袭击相关。中央邮局感染了炭疽病，这是当时发现的第三个致命的炭疽病案，该邮政在22日的早晨发现，邮局的另一个员工被同样的炭疽病感染了。公众处理邮件后洗手。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赶到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华盛顿的邮报说，他们没有来到美国，这让我犹豫不决。一切都是一样的。 这么多重大事件发生在此期间，我没想到他们会遵守他们的诺言，在这个非凡的时期，这么大的报纸的老板不怕与我联系，一个从未见过他的外国人，所以我应该害怕什么？
2001年10月23日，《华盛顿邮报》的主编 Jr.（ O'Shea摄影）
晚上，当我开车穿越新泽西州，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在华盛顿特区所在的马里兰州，汽车中的广播是华盛顿的邮政工人已经去世了。 ，他看上去并没有严格的预防措施，他在不到一天的情况下死亡，这表明该疾病是多么危险。在白宫周围发现了炭疽病。 华盛顿邮报的总部距离国会，中央邮局和白宫，这是完全黑暗的，需要打开汽车的灯光，而且我看不到汽车上的地图。
那天晚上，我在华盛顿邮政局的大楼里到达了一辆警察在大楼旁边的警察。 - 唐尼（）在大厅的保安中，热情地欢迎我进入楼上，并首先进入她的办公室。
炭疽事件发生后，根据联邦调查局在2008年发布的数据，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连续几年调查了全球9,000多人，进行了67次搜查，并进行了17多个FBI官员，但在该专家中进行了10次调查。在马里兰州（听起来很熟悉？ 根据美联社2008年8月1日，美国高级生物性专家布鲁斯·艾文斯（Bruce Ivins）在迪特里克堡（Fort ）工作了18年，突然在62岁时自杀。此前，联邦调查局（FBI）也怀疑他与炭疽事件有关。
直到今天，炭疽病事件仍然是一个。
2016年4月12日，新世界贸易中心建于世界贸易中心的原始地点（Gu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