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0期 文学研究 26 译者主体性与翻译伦理——以冯唐译本《飞鸟集》为例 吴洋 南京传媒大学，江苏南京 摘要：著名作家、诗人冯唐译的《飞鸟集》一经出版便引起国内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巨大争议，并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召回。为了更加深入客观地理解冯唐译本《飞鸟集》的接受困境，本文将从翻译伦理的视角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伦理关怀与影响，包括译者的翻译动机、译者对原文的选择、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运用等。 关键词：《飞鸟集》译本；冯唐；译者主体性； 翻译伦理 1.译者主体性与翻译伦理 唐骏在《翻译伦理理论检讨》（2007）一文中对译者的“职业伦理”与“个人伦理”进行了比较和阐述，认为前者关注的是社会对职业伦理的期待的形成背景及其现实影响，而后者则与译者个人的职业理念和行为伦理有关。一般而言，整体伦理体系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做”的“对”与“错”问题和“是否会被社会或他人接受”的“是”与“不是”问题。冯唐的翻译在这个问题上违背了译者群体的“职业伦理”，违背了作为第一“伦理”的“忠诚”，其个人伦理与译者群体的职业伦理相冲突，因此受到广泛批评。
但冯唐本人却持不同意见。面对公众的质疑，他解释称，评判译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他特意在译文中加入了自己的风格，而非机械的复述。许多译者组织在其章程或准则中都有关于译文“准确性”的声明。忠实原文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而非方法。笔者认为，学界对翻译是否需要“忠实”已经有了很多详尽客观的解释。如果仍然把翻译的“忠实”理解为“机械的复述”，实在难以揣测他作为译者的专业素质和翻译道德。当然，从译者的主体性角度看，冯唐此举并非空穴来风，他一直强调的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是他的作品被推崇的特色。这种能动性的基本特征包括译者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与修养、审美创造力等。 在西方，译者的主体性经历了从被忽视到被译者选择，再到强调译者的操控的过程。徐俊认为，在“理解、阐释、再创造”的翻译循环中，“作者、译者和读者构成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活跃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由传统的原作者独白、读者无限阐释，转变为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积极对话，译者是这个场域的中心”。但译者的主体性并不等同于译者决定一切的说法，任何事情一旦被赋予了极大的自由度，就必然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正如译者主体性的根本前提是“尊重翻译对象”。
“操纵学派”理论认为“翻译是文化改写”，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但要受制于目的语文化的社会规范和文学惯例。翻译是从原文到目的语的文本转换活动，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涉及到各种主体间的社会互动，因此，翻译过程中需要伦理规范来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享有自由理解个人翻译伦理的权利，但仍然要受制于翻译职业伦理的约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表现，包括翻译目的、翻译策略、文本选择等，都涉及到个人出于伦理因素而做出的选择，并受到诸多制约，尤其在出现冲突和不相容时，如何做出选择将决定其翻译作品在社会上被评价为“正确”还是“错误”。 因此，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冯唐译本《飞鸟集》的接受困境，本文将从翻译伦理的视角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伦理关怀与影响，包括译者的翻译动机、译者对源文本的选择以及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运用等。2.从伦理视角分析译者主体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个人伦理判断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译者的文化层次、教育背景、智力差异、思维方式、审美标准、个人经历等因素都会影响其伦理判断，并直接影响其翻译过程，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三种文学角色，即读者、阐释者和文学再创造者。
作为读者，我们首先需要仔细猜测原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意图，尽量减少自己理解的歧义，这样才能作为解读者批判客观地分析和解释原文，进而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平行、忠实的文学再创作。在译文的准备过程中，译者的翻译动机及其对原文的选择首先体现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选择权。职业译者在这方面的选择权较少，而像本文研究对象冯唐这样的自由译者则可以享有更多、更大的自由；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翻译策略和语言风格上。与后者相比，翻译策略更多地受到个人伦理判断的影响，因为语言风格可以较少地被“选择和评判”，而是直接、自然地被使用和反映，因此本文不再赘述。首先，译者最关心的是翻译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译者的责任，也就是译者的道德问题。这一理论启发我们从伦理的角度去理解译者的任务。任何翻译都是有目的的，译者只有明确了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有针对性地完成翻译任务。谈及翻译《飞鸟集》的动机，冯唐的说法很简单、很直白，“一直负责出版我简体中文书的编辑孙雪静突然问我，‘冯老师，你想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吗？我给你最高的翻译费，一个字不少钱。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冯唐在《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瞬间》一文中，以惯常的随意态度，列举了自己翻译《飞鸟集》的几个理由，包括正处于空闲时期、对翻译泰戈尔作品的好奇心、对翻译短诗的兴趣等。
这些理由都很现实，但不能算很“正当”。当然，这里的“正当”并非讽刺冯唐翻译动机不纯，而是他没有从译者的角度，根据“翻译伦理判断”对译文的选择作出相关解释。此外，当他被批评“个人风格太浓”时，他回应道：“我也想在翻译中体现我的个人特色。如果是对原文进行非常简单、扎实的忠实翻译，那么诗意减弱的译本已经存在，如果只是重复，那就毫无意义了。”可见，译出新的思想和特色也是他对《鸟巢》翻译宗旨的解释，或者说，是他翻译活动的指导方针。此外，在谈到《鸟巢》通俗译本的作者郑振铎时，冯唐认为，郑振铎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 他的文字与月光和风声相呼应，虽然很美，但也有时代的局限性，而且他现在能更好地使用中文了。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