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在中国的采访，1938年
被誉为“战地摄影师”的罗伯特·卡帕（1913-1954）在这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卡帕所经历的五场战争（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二战欧洲战场上的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的许多战役，确实都是在城市中进行或直接在城市中进行的。战争期间，马德里、武汉、巴黎、柏林等地都闪现过卡帕的身影。因此，如果硬要说卡帕是“战地摄影师”，说他是一位“城市战地摄影师”更为恰当。在他以城市为背景的战争影像中，人的活动和命运永远是他视野的焦点。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还体现了他对报道摄影的看法，他的人生观。一个真正伟大的报道摄影师，他的作品中一定体现着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一定渗透、溶解在他的影像中，形成一种与别人截然不同的特殊质感。
卡帕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本名安德烈·弗里德曼（Endre）。1931年，年轻的弗里德曼因参与左翼政治活动被迫逃亡柏林，曾就读于柏林一所政治学院，主修新闻学。后来，迫于生活压力，弗里德曼进入一家图片社担任暗房助理。1932年11月，由于图片社抽不出人手去哥本哈根拍摄被驱逐出境的列夫·托洛茨基（Leno，1879-1940），弗里德曼被临时指派前往作战。初出茅庐的弗里德曼不负重托，成功拍摄到了托洛茨基在西方的首次亮相。就在弗里德曼的事业刚刚出现转机时，1933年，由于纳粹上台，身为犹太人的弗里德曼为了躲避德国的反犹运动，不得不逃离柏林。
弗里德曼到巴黎后，生活十分艰苦，有时甚至要和朋友偷面包填饱肚子，靠糖水度日更是家常便饭。但正是在这段物质贫困、精神富足的时期，他结识了摄影师安德烈·凯尔特斯（1894-1985）、大卫·西蒙（1911-1956）、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908-2004）等人，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是在此时，弗里德曼结识了德国犹太流亡者格尔达·波霍利尔（1910-1937）[后改名为格尔达·塔罗]。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弗里德曼教格尔达如何使用相机，格尔达则成为了虚构的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经纪人，将弗里德曼真实拍摄的照片卖给各大报刊杂志社。 弗里德曼从1936年开始以“卡帕”为笔名发表作品，或许可以说，“卡帕”这个响彻摄影史的名字，也是他与格尔达爱情的结晶之一。
1936年，当“卡帕”这个名字开始出现的时候，通过普选上台的西班牙共和政府由于内部政治分歧而失去了控制国家的能力。同年7月，右翼军人佛朗哥（1892-1975）在西班牙法西斯党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然而佛朗哥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支持共和政府的西班牙人民的激烈反抗。西班牙陷入了长达三年的内战。当时，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佛朗哥的叛军，而斯大林的苏联则全力支持西班牙共和军。内战于是演变成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殊死斗争。
废墟，马德里，1936 年
共和军士兵，马德里，1936 年
西班牙内战爆发，已成名的卡帕受法国杂志社委托，于1936年8-9月间与情人格尔达首次报道西班牙内战。在科尔多瓦前线的塞洛穆利亚诺，卡帕因拍摄了一张成为西班牙内战象征的照片《共和军士兵之死》而出名。同年11月，为报道马德里战役，卡帕第二次来到马德里，与国际纵队一起报道了马德里大学城及周边地区最激烈的战斗。1937年2月，他与格尔达再次在马德里报道战事。5月，卡帕到西班牙巴斯克地区采访。7月，他在巴黎收到格尔达在报道前线时被共和军坦克碾压致死的噩耗。12月，他到西班牙进行采访。 从中国采访归来后，卡帕于1939年1月前往巴塞罗那采访。这期间，他频繁前往西班牙采访，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西班牙内战的深切关注，也体现了他本人对战争的关注。可以说，作为一名左翼青年，卡帕确实希望看到共和国的胜利，并用自己的影像见证这一胜利。
采访期间，首都马德里成为卡帕重点拍摄的区域之一。卡帕在马德里完成了两份重要的摄影报道，一份是马德里西郊的战斗，另一份是敌方空袭后马德里市区的悲惨状况。
马德里市民，1936 年
马德里，1936 年
马德里战役期间，卡帕重点报道了由各国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的浴血奋战，凸显了这场战争的国际意义。他与国际纵队中的“巴黎公社旅”士兵们在马德里西郊大学城的医学院大楼里度过了战斗最激烈的日子，为世人留下了许多珍贵而生动的战斗记录。虽然卡帕的许多照片直接反映了战役本身，但更多的是共和军士兵们真实生活的场景。这些不久前还是普通市民的士兵们，在战斗间隙，进行着下棋、看书、写信等日常活动。他通过这些照片，暗示了“战争成为日常生活，不正常成为常态”的特殊战争景观。卡帕告诉人们，战争的真相不仅存在于战斗前线，也存在于前线后方的日常生活中。只有用全生活的角度去观察战争，才能真正深刻地解读战争的本质。
马德里市民观看空战，1936 年
作为一名记者，卡帕或许并不想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城市里，但战争的规律却常常将他拖入城市空间。这或许就是卡帕的命运。但他也有机会通过影像传达战争最残酷的现实中折射出的人类生命与意志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就是这样一个必战之地，而后来的武汉也证明了城市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1938年1月21日，卡帕登上“阿拉米”号客轮，从法国马赛启程前往中国。与他同船的还有英国诗人奥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1904-1986）。应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的邀请，卡帕以《四亿人》剧组摄影师的身份来到中国。卡帕此行的目的是报道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同时也为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而未能来华的爱人格尔达完成心愿。
4月29日，卡帕在当时中国的临时首都武汉拍摄了他在华拍摄的最为人熟知的几张照片。那一天，日本侵略者为了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以汉阳兵工厂为主要目标，对武汉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当天空中空袭警报响起时，卡帕便奔赴武汉街头，拍摄了不少武汉市民在街头观看中国空军与日本侵略者空中激战的场景。他的照片里，有中国人民怀着沉重的心情观看空中激战的场景，也有得知中国空军击落20架日机、打败日本侵略者时的欢腾场景。 如果把卡帕1936年11月拍摄的马德里空战和武汉空战的照片放在一起，就会发现，通过这两场发生在欧亚两个不同国家的空战，卡帕向全世界千百万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争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人民与法西斯的殊死搏斗。这是同一性质的战争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同时展开。
蹲伏的女人，日军空袭后，汉口，1938 年
7月19日武汉再次遭受空袭，卡帕用自己的战争影像再次印证了他从照片中得出的上述结论。日寇在这次空袭中还对居民区进行了无差别轰炸，成千上万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作为伊文思摄影小组的一员，卡帕在空袭后迅速赶赴重灾区，拍摄了日寇狂轰滥炸后的惨烈场面。在这次拍摄中，卡帕拍下了后来被广泛知晓的《蹲着的女人，日寇空袭后》。照片中，一名中国妇女蹲在已成废墟的家门口哭泣的身影，成为日寇侵袭下中国人民苦难的一个缩影。 当人们把卡帕拍摄的马德里空袭后失去家园、茫然失措的西班牙妇女的照片和武汉妇女的照片放在一起时，立即产生的联想就是，在战争造成的灾难中，妇女和儿童是首当其冲遭受沉重牺牲的群体。卡帕在用同情的眼光看待她们所受苦难的同时，也刻意刻画了她们面对战争的坚忍不拔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无论是在马德里还是在武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妇女和儿童作为参与者出现在卡帕的照片中。这些妇女和儿童在这场事关她们命运的战争中不是旁观者，他们也是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的勇敢战士。在卡帕拍摄的一张特写照片中，一位头戴钢盔的中国青年士兵以令人敬畏的精神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结果，这张照片被用作新创刊的美国杂志《生活》的封面照片，卡帕把中国人民的决心传递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
1938年汉口《生活》杂志第156期封面
观摩空战，汉口，1938年
汉口，1938年
观看战争宣传的市民，汉口，1938-1954 年
训练，汉口，1938年
结束对两场战争的报道后，欧洲局势恶化，已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的卡帕不得不再次开启流亡之旅。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纽约。卡帕一到纽约，便立即开始与《生活》杂志的合作。美国参战后，他在欧洲战场纵横驰骋，与进攻西西里的盟军一起从空中跳伞，也与登陆诺曼底的士兵一起奔赴海滩。他的冒险行为为他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提供了佐证。而由于他的传奇经历，卡帕在报道战争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极具新闻价值的人物。
二战结束后，卡帕本想成为一名“失业的战地摄影师”，但还是要拍摄和报道第一次中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1954年，在越南太平省，卡帕踩到了地雷，最终成为新闻史上永恒的传奇。
卡帕的好友、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在悼念中说道：“卡帕不仅知道要寻找什么，而且知道找到之后如何处理。比如，他知道战争是无法用照片来表现的，因为它几乎全是情绪。然而，他来到战斗的边缘，在照片中捕捉到了它的情绪。他能从孩子们的表情中捕捉到每个人的恐惧。他的相机读懂了情绪，并把它们凝固了。他的照片不是偶然的，照片中的情绪也不是偶然的。他能把动作、兴奋、悲伤变成照片。他能捕捉思考。正是他的作品本身把伟大的心灵和非凡的同情心变成画面。没有人能取代像他这样杰出的艺术家。然而，对我们来说，从他的照片中发现这个人的本质，是无上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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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城市表达——
19 世纪至 21 世纪的城市摄影
作者 | 顾铮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格式 | 16
装订 | 精装
出版日期 | 2020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