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耕耘，黄乐平真切体会到，正义凝聚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反复追问和行动中，凝聚在为建设更加完善的法治社会所做的点滴贡献中。
这条路难吗？没那么简单，但公平正义永远值得追求。
名片
黄乐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常委，北京益联劳动法律援助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益贤律师事务所主任。
2022年12月30日，备受关注的“江秋莲诉刘欣案”二审判决公布，作为江秋莲的代理律师，黄乐平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黄乐平曾身处热点漩涡，经历过接案的紧迫感，不惜一切代价解决证据链缺失、跨境协同等难题，遭遇网络辱骂和投诉……谈起这些，黄乐平依然觉得值得。“不管怎样，至少我和我的团队做了一个律师能做的一切。作为一名律师，我无愧于这个职业。”
2008年5月，黄乐平走进建筑工地，为农民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维护正义
2022年1月11日，一审判决宣判的第二天，江秋莲就到北京黄乐平律师事务所，向黄乐平、李静律师赠送了一面锦旗，以表达谢意。这面锦旗是一大早就准备好的，江秋莲说，不管判决结果如何，她都由衷地感谢他们。
同时，一封用红纸书写、日期为2022年1月10日的手写感谢信也寄到了九三学社中央，感谢黄律师“对正义的坚持”。
江秋莲感谢黄乐平自立案以来竭尽全力的办案，也感谢黄乐平的“救命稻草”，让她在2019年9月底，在会见了20多位律师之后，在距离三年的诉讼期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黄乐平。
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决定通过法律手段为女儿讨回公道。
“如果这样一个对广大民众道德、情感影响巨大的案件，因为我们（不接手）而不能进入司法程序，那将是我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遗憾。”黄乐平说，当时江秋莲能找到自己，纯属机缘巧合。
2022年1月10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并承担全部案件处理费用。2022年12月30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其实，江秋莲的经历，是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的普法典型案例，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是践行法治的积极典范。”黄乐平说，江秋莲找到自己纯属偶然，但对这种因缘巧合而带来转机的现象，他并不陌生。
2003年的一场意外，让黄乐平成为当之无愧的劳动法领域资深专家和知名劳工维权律师。
当时，年轻的黄乐平是一家央企的专职法律顾问，因为在与子公司的篮球比赛中受伤，他的生活陷入困境。
受伤半年后，医生诊断需要手术，他向单位申请工伤证明，但被拒绝。治疗期间工资被停发，但新婚家庭生活和巨额房贷不会因此搁置。除了维权，别无他法。
认定的难度稍稍超乎想象：同事原本提供了证词，却偷偷要求他收回；人力资源部熟悉法律的人私自更改了手写的事件细节……当他最终收到“伤残六级”的评估结果时，距离事件发生已过去近两年时间。
“我还在学习法律。”
黄乐平决定将这段时间的维权经验总结出来，深入学习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供更多人借鉴。2004年，《工伤处理最新实务》出版，首版5000册在几个月内销售一空。经过多次修改、重印，该书成为法律界的畅销书。
以此为起点，黄乐平逐步创办了北京益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并最终“由业余变成专业”。
深耕“冰点”
“我不会利用热门话题，但我也不怕热门话题。”
在接手江秋莲案之前，黄乐平的知名度并不高。如果说这个案子是热点，那么黄乐平此前多年做的东西，就是法律界的“冰点”。
之所以出现“冰点”，是因为很少有人投入精力去研究。虽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工伤形式多样、情况复杂，工伤维权一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很多律师对此避而远之。但“冰点”不代表它不是痛点，“越是少有人做，我们越应该做”。
邮件被公开后，面对无数的问询和求助，黄乐平停不下来工作，除了律所的日常工作，无偿援助劳工维权占据了他所有的空闲时间。
黄乐平的法律援助生涯始于2005年，他帮助河南人张献发维权。
张献发在北京一处建筑工地干活时掉进地下室，头部严重受伤，因延误治疗，彻底丧失生活能力，成了植物人。用人单位不赔付工伤，又不能认定为工伤。一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此没落，一家人陷入维权和就医的双重困境，直到有人向张献发家推荐了黄乐平。
该案共立案三次，开庭13次，耗时三年三个月，黄乐平累计耗时80个工作日，外出128次，最终为张显发争取到了“不可思议”的80余万元赔偿。
让张显发家属“难以置信”的是，世上居然还有人甘愿承受这样的损失：不但没拿钱，还出钱。他给他们买机票、给他们买饭，甚至还亲自交了500元工伤鉴定费。
几经周折，黄乐平收下了这份感恩之心——一面锦旗。
与此案同步，2006年，黄乐平在北京六里桥农民工聚集区的一家招待所里成立了一个致力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组织——北京义社劳动咨询中心，并发动五名学法律的年轻人协助他开启了劳工维权事业。
“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一张床，白天工作，晚上睡觉。”在黄乐平眼里，这是一个以提供法律咨询为主的平台，“它是一个公司，但从来没有赚过一分钱的生意。”
有半年时间，黄乐平不敢招女孩，因为地方太偏僻，由于没有资金，她们几乎每年搬一次家，“想尽一切办法找最便宜的房子”。
名利无足轻重，黄乐平关注的是一群贫困工伤工人曲折的维权经历。
工作中头部受伤的杨涛，因脑损伤引发抑郁症自杀，在黄乐平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被认定为全国首例“自杀认定为工伤”的案件；工作中被打成重伤、家人三人相继因案维权死亡的徐玉林案，经过16年的马拉松，终于成功启动再审程序，原告最终获得50余万元赔偿……
此后，黄乐平收到的往往是一条横幅，一条短信，或是多年后的一声问候。
2010年8月的一天，黄乐平接到张献发妻子的电话，妻子告诉黄乐平，她的女儿已经考上了黄乐平家乡湖南的一所大学。最后，她特别解释了打电话的原因。“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颤抖。
很多年过去了，黄乐平对这个细节依然感慨万千。
“如果工伤严重致残、死亡的劳动者得不到及时救助，社会很有可能会增加一个贫困家庭，伤残劳动者的家属特别是下一代对社会的评价也会变得消极甚至负面。”但如果这个家庭能够得到帮助，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积极的信心和力量，“人心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由于在工伤维权领域的突出贡献，黄乐平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誉为“工伤维权第一人”，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当时律师界最年轻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007年10月，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继承了其前身北京义社劳动咨询中心的发展成果，走上了劳工维权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变好了”，15年过去了，易莲依然精打细算，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媒体曾评论他们是一群为信仰而活的人，义联的寓意是，“仁者，助残弱者为上；社会福利，有德有能力者多做。”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更是黄乐平和他的同事们的理想。“有的人追求无尽的财富，有的人追求成就感。”
科学精神
但即便有远大的理想与信念，也无法提供全部的支持，黄乐平深知，专业是人生之本，实践才是达成目标的唯一途径。
在“做事”与“总结回顾”的循环中，他梳理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找到了方法，明确了思路：
截至2021年底，义联共接听热线电话 个，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109件，帮助受助人获得赔偿4.7亿余元，接受法律咨询30269次，完成专著56部、研究报告32万余字，提出立法建议数百条。
黄乐平算了一下，在宜联，一个电话半天的时间，最多只能接40个咨询电话，保证质量。
在江秋莲案中，黄乐平坚持用技术手段还原江歌被害前10个小时的情景——江歌从地铁站出口走到小公寓，从一楼走到二楼再走到201室门口，连线摄像头，把时间精确到秒，距离精确到米，公寓二楼精确到厘米。把所有的证据以现场重建的形式放回到那个空间，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被害人是如何被杀害的。
找专业机构做，价格是百万。黄乐平团队亲自动手，整理证据、收集证据、补充证据，修改了近40稿，耗时近半年——像做科研一样做法律工作。
这是黄乐平在日常咨询、援助、代理工作中获得的体会，也是他十多年前加入九三学社的原因之一。这个以爱国、民主、科学为传统的民主党派，与他在法律工作中坚守的理念恰恰一致。
他必须走出直觉和理论推论，在实践中坚守科学精神，用实战数据说话。这种敢于攻坚克难、探索质疑、理性谦卑的科学精神，是黄乐平下定决心“从源头上改变中国农民工维权难的现实”的重要动力。
2007年3月，黄乐平第一次参加工伤保险条例修改座谈会，面对法律专家和相关部门领导，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一口气提出了近30条建议，与会专家惊讶不已，纷纷称赞，“黄乐平研究条例的刻苦程度让人钦佩。”
为有效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修改，黄乐平专门组织团队完成了我国第一份国家级职业病研究报告。2011年全国两会后，黄乐平作为唯一法律专家出席了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持、多个部委领导出席的立法修改会议。
2011年8月至12月，黄乐平带领团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三次发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的建议，收到多方意见。最终，新修改的职业病防治法采纳了黄乐平团队的多项建议……
从在实践中努力帮助个体到全力推动群体权益保护，从专业理性的分析到与时俱进的技术，走在“科学路”上的黄乐平从未停歇。
不懈“推”
黄乐平的办公室本以为会挂满许多锦旗，挂满各种荣誉奖杯，但事实并非如此。简约的黑色背景墙柜上，零零散散地摆放着几张照片和公益纪念品。理性而克制，如同那些整齐的法律本身。
黄乐平本人也同样如此，表情很少，很少有情绪波动。
那些丰富而深刻的东西在他的心里还重要吗？被寻求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视为“好人”还重要吗？
黄乐平顿了顿，不是说不重要，而是现在我想更多的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又该如何从根本上杜绝再次发生。
在他看来，律师不再是局限于具体法律工作的技术工作者，而应该是思考者。“为什么？我们该做什么？”
我报考法学系的时候，误打误撞学了历史。学会从历史的深度去思考问题，对于一个律师来说至关重要。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作用在需要“走钢丝”的案情，以及对更多社会身份的把握上。
随后，黄乐平又担任九三学社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常委等职务。在黄乐平眼里，每一个身份、每一个平台，都蕴含着“升迁”的力量。
近年来，九三学社中央在涉及劳动法的提案上遇到问题，都会找到黄乐平，并得到及时反馈。他乐于做民主党派普法等社会服务工作。海淀区政协连续几年的优秀提案背后，都有黄乐平细致的调研结果和严谨的经验总结。黄乐平工作室的成立，离不开他的辛勤参与。
“维权咨询、法律援助可以帮助劳动者解决燃眉之急，但受益者最终只能是个体；通过普法、政策立法建议研究倡导、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可以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法治是立国之本，法治是立国之本，对于法律工作的从业者和研究者来说，这绝非仅仅是一句口号。
作为一名民主党派党员，他感到作为法律人的“幸福”，因为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态度，通过政党的平台，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用法治思维和方法助力实现公平正义。
2012年，黄乐平在义联五周年总结中，给自己的书取名为《正义在路上》。“因为公平正义永远值得追求。”
《团结日报》2023年1月10日第5页
作者_王卓
本期编辑_张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