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纽伦堡审判在历史上享有盛誉，它为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的发展奠定了诸多关键性原则。然而，这场举世瞩目的审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既涉及法律领域，也触及伦理范畴，甚至源于法律与伦理之间的矛盾冲突。
196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纽伦堡审判》试图将这部宏伟的历史巨著浓缩于一场审判的进程中，导演聚焦于审判法官的角色，法律与伦理问题成为影片贯穿始终的核心议题。
德国法官受到指控，原因在于他们依照当时生效但现被视为不当的法律行事，例如那些旨在阻止种族污染和剥夺生育权的法规。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议题在于探讨：在德国，法官的职权和地位究竟如何？他们到何种程度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他们是否拥有决定权，若不遵从会有何后果？一位名叫魏克的司法部官员，曾是被告耶林法官的导师，他亲自证实，自己因抵制希特勒的恶劣法律而被迫辞去职务。与此同时，法庭还需对德国法官对纳粹政权的忠诚度进行审查，这实际上是对他们内心态度的一种主观评估。即需从主观立场与客观条件两个维度对德国法官的举动作出评估。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法官拥有选择权，那么他是否应当行使这一权利？他的主要任务是执行法律，还是有权超越法律对其作出评判？更深层次的疑问是，若允许其作出评判，他应当依据何种准则？
这既触及了法官职业伦理的议题，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法律本质的持久辩论：是否存在着超越现行法律效力的准则，用以评判现行法律？对此，不同的法学派别持有不同的观点：自然法学派主张神法和自然法的权威高于现行法律，而历史法学派则否认自然法的效力。
在这种状况中，德国的法官既要承受来自外界的政治压力，还要应对职业伦理的考验。这一点正是耶林法官与众不同的地方。其他法官通常只是政治人物，他们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屈从于政治；然而耶林法官则经过深思熟虑，他实际上所服从的并非政治压力，而是他认同的职业伦理，以及他对实在法的伦理考量。尽管如此，他的这一选择在纽伦堡审判中遭到了法庭的拒绝。
对德国法官所遭遇的职业伦理上的矛盾进行了探讨，这种矛盾在于他们是否应当严格遵循法律、执行法律，抑或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独立判断，进而决定如何适用法律。进行法律判断的依据必然是伦理性的，且超越了法律本身的范畴。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涉及了对伦理问题的深入讨论。
上文已有提及，耶林法官的抉择既源自对职业伦理的深刻认识，亦源于对实体法伦理价值的评估。换言之，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当时实在法的价值取向：以国家为中心，为了追求所谓的国家整体利益，甚至不惜放弃个人基本权利，包括生命和健康等，在这种观念下，个人显得无足轻重；正因如此，才有了种族进化的政策，才有了剥夺生育权的法律。这不仅代表了耶林的伦理抉择，也是所有被告的伦理抉择，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德国上层社会的伦理抉择。在影片中展露风姿的贝托太太，无疑是德国上层社会风貌的缩影。她为耶林法官辩护时说道：“耶林法官举止得体，气度非凡，勇敢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与荣誉。如此正直的人，怎么可能犯错误呢？”这些高贵的人们未曾经历过苦难，因此也缺乏对苦难者的同情与怜悯。他们并非不知道执行法律的后果，只是不愿去了解，不愿去深思。因此，在海伍法官与耶林的最后一次交谈中，当耶林表示自己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判决会导致如此大量的杀戮与死亡时，海伍法官这样回答：“自你判决首个死刑犯起，你就该意识到这一点。”的确，一旦你心中不再有“人”的感知，那么无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在你看来都变得毫无区别——如同不存在一般。在纽伦堡审判中，海伍法官对这种伦理判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宣判道：“被告的行为违背了文明社会的普遍准则。国家并非无生命的石头，而是人类自身的延伸——正义、真理、个人价值，这些都是构成国家基石的核心价值。”
基于对这一伦理观念的坚定信仰，海伍法官与检察官不畏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坚决对德国法官作出了有罪裁决。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步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视西德为抵御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因此竭力争取德国的拥护。而要赢得德国的拥护，关键在于争取社会精英的支持，而接受审判的德国法官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在审理德国法官的过程中，法官与检察官不仅对对方进行审判，同时也承受着自身良心的审视；他们所遭遇的境遇与当时的德国法官颇为相似——
当良心遭遇政治，你是选择良心还是选择政治?
第二篇
战后，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我们还对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德国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有所了解。这场审判因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详尽报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而广为人知，报告中她探讨了极端的恶与平庸的恶之间的分歧，这一议题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然而实际上，不论是从审判的规模、意义还是影响来看，纽伦堡审判都显得尤为典型。特别是在二战的战火尚未完全平息，各国之间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国际法庭尚在雏形之中，各大国对于纳粹战俘的处理意见分歧严重——例如，丘吉尔就曾提出过直接将纳粹领导人处决的建议，而非通过司法途径来达到目的——此外，他们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忧虑，因为这种审判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其能否成功仍然是个未知数。若纳粹罪犯得以通过正当渠道规避惩罚，审判过程将沦为笑谈。至少在这一点上，纽伦堡审判为后续的耶路撒冷审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所谓的“相对成熟”并非仅仅是口头上的表述，纽伦堡审判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止。正如阿伦特所提出质疑的那样，对纳粹进行诉讼的指控包括：首先，密谋违反国际协定，发动侵略战争；其次，破坏和平；再者，犯下战争罪行；最后，犯有反人道罪行。这四项指控前所未有，引发了一系列法律和道德争议，包括国际刑事法庭的判决是否适用于个人、法律是否具有追溯效力，以及一个尤为关键的观点——“你亦难逃其咎”。此外，盟军在战争中的过度使用暴力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纽伦堡审判时的满目疮痍，便是这一点的生动写照。还有，同盟军军官曾试图干扰审判，他们害怕战后遭遇相似的命运。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纽伦堡审判的公正性与合规性将面临来自各界的广泛质疑。
当年亲身经历此事的人们，对于审判的执行方式、结束时间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都难以预测，除了持续的痛苦，他们几乎无法感受到任何胜利的喜悦。从这个角度来看，《纽伦堡来信》这部作品具有非凡的价值。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克里斯托夫•多德。托马斯·多德的父亲在1945年受命负责调查纳粹所犯下的无法宽恕的罪行，他是负责审讯纳粹战俘的四位美国律师之一，并且是其中唯一的平民。
自1945年9月踏入满目创痍的纽伦堡，直至1946年10月对21名纳粹战犯作出裁决，在这超过一年的审判过程中，托马斯始终积极参与。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工作结束后，都会将当日的工作详情记录下来，并寄给远隔千里的妻子格蕾丝。在这封信中，他也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眷恋与无限思念。
多年之后，托马斯之子，本书的作者有了发表这些信件的念头：“恰在我想探究父亲对现今全球及美国本土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看法之际，我们决定将这些信件公之于众。父亲在纽伦堡审判中阐述的法律原则，以及他在审判中坚定阐述的某些准则，似乎因一系列的滥用而变得模糊不清。我国亦犯下了其中的一些错误。”除此之外，尚有诸多因素，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对纽伦堡及其深远影响一无所知的世界，并且，依然有人对大屠杀予以否认。
我们已目睹众多关于大屠杀的叙述，不论是通过幸存者的回忆录，亦或是好莱坞的电影作品，都曾对纳粹罪犯的恶行进行过描绘与记录。然而，任何虚构的叙述或是回忆都无法与这些保存下来的个人信件相提并论。记忆可能会扭曲，而虚构的内容更可能对历史的真实性造成误导。唯有这些即时、真实且迅速的私人信件，才真正体现了更为客观的记录方式。尤为难得的是，托马斯在其书信中几乎全面触及了纽伦堡审判的各个层面，包括审判内部的纷争与排斥、国家间的对立、审判过程中的难题、大量证据的采纳、犹太人的缺席、各位法官的个性与特质、对官僚体制的厌恶，以及21位纳粹战犯的个性特点（当然还有他们在纽伦堡的真实生活状况），这些内容都被他详尽地记录在信中。
这部书信集堪称纽伦堡审判的内部记录。在其中，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困惑与思考。正如托马斯在1945年8月27日的信中对妻子所述：“我将每天给你写信，首先视为与你沟通、交流的途径；其次，也是为了记录下我在这儿的经历和曾经的所思所想，这既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以及我们的未来。”
这实际上构成了纽伦堡审判的核心意义。当审判于1945年11月启动之际，首席大法官杰克逊便明确提出了纽伦堡审判的使命：“对于全球而言，纽伦堡法庭的判决并非因其对过去的忠实诠释而显得重要，其价值在于其如何严肃地警示未来。”除了对纳粹当局所犯下的重大罪行进行核实与确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目标，那就是“阐释并确立新近形成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纽伦堡审判不仅为未来类似审判的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特别为后来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的结尾部分，阿伦特曾指出，在艾希曼审判的辩护过程中，一个常见的论据是，尽管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最严重的罪行，但在纽伦堡审判上，犹太人仅仅是旁观的观众。耶路撒冷法庭的裁决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犹太人的苦难首次成为法庭审理的核心议题，这一变化使得此次审判与纽伦堡及其他地区的审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然而，这最多只对了一半。实际上，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正是犹太人的苦难推动了同盟国着手制定‘反人类罪’的概念。她进一步阐明，纽伦堡国际法庭在处理反人类罪时未能彻底捍卫正义，并非因为受害者身份为犹太人，乃是由于宪章规定，针对那些与战争关联不大、却常与战争行为交织并对战争手段产生影响的行为，必须将其与其他罪行一同全面考量。
在1946年6月9日的信中，托马斯提到了类似的迷茫，由于审判过程中充斥着诸多问题和争议，加之犹太人和大屠杀受害者遭受了众多误解，他不禁感到沮丧：“我时常感到灰心，不知这一切的努力是否值得。有些人选择居家批评我们，因为我们试图让发动战争变得毫无价值，而我却承担起了这项漫长且艰巨的使命。”尽管他感到十分悲观，但他依然深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此案的真实价值终将得到认知与领悟”。
第三篇
纽伦堡审判堪称历史上的重大审判事件，其影响力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纽伦堡法庭的审判工作由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四大国各指派一名审判官以及一名代理审判官共同负责。同时，签约国的首席起诉代表们组成了起诉委员会，他们承担起公诉案件的处理职责。
这项任务并非易事，被关押的战争罪犯中，犯下严重罪行的远不止数百上千，他们几乎个个都背负着深重的血债。然而，作为“首要”的战争罪犯，被告必须在纳粹政权中拥有显赫的地位，并对侵略行为承担重大责任。因此，这项甄别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起诉书针对22名纳粹罪犯，篇幅达66页之巨，在各国首席起诉代表的联合签署下正式对外公布。
公诉人精心筹备了起诉事宜，起诉委员会在搜集的上千吨纳粹相关文件与文字资料中，精心挑选出3000多份具备证据价值的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详尽的核查、分类、登记、复制，并且逐一翻译成英语、法语和俄语，最终将它们提交给检察官以备使用。同时，检方也召集了一批证人协助调查。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3分，庄严而肃穆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法院的正义宫正式开庭。三位身着黑色法袍的美、英、法三国法官，以及一位苏联法官，均身着军装，庄重地坐在审判席的正中央。英国大法官杰弗里•劳伦斯担任审判长，他的背后悬挂着美、英、法、苏四国的国旗。在被告席上，21名德国纳粹战犯整齐地就座，唯独鲍曼缺席。大厅内的记者席和楼上的旁听席早已挤满了人。
苏联的鲁登科中将、美国的杰克逊法官、英国的肖克罗斯爵士以及法国的德芝东，他们分别担纲各自国家首席公诉人的重任，对案件提起公诉。在21名战犯受到指控之际，六个犯罪团伙及组织亦被一并起诉。他们包括：德国政府、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工人党（亦称纳粹党）的领导层、党卫军、盖世太保及保安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突击队、参谋本部和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
庭审开始，由首席检察官以及来自美国的杰克逊大法官率先朗读起诉书全文，正是这位大法官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审判的建议，并促成了审判的顺利进行。随后，苏联、英国、法国等国的起诉代表依次发言，起诉书中所陈述的事实让坐在旁听席上的德国人感到震惊，这些事实他们前所未闻。
按照法定流程，起诉书宣读完毕后，公诉人需对指控的具体内容进行详尽阐述，随后控辩双方需出示证据并进行反驳。在此过程中，法庭共进行了403次开庭审理，公诉人传唤了33位证人出庭作证，而辩护方除了19名被告人的供述外，还邀请了61位证人出庭作证，并且还有143名证人通过书面回答的方式提供了证词。另外对各被告和犯罪组织提出了数以十万计的宣誓证书。
法律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有权获得充分的辩护支持。为此，法庭特别安排了辩护律师，总共有22位，这些律师均由被告本人从盟国提供的、信誉良好的德国律师名录中精心挑选而来。庭审事实显示，这些律师表现出了专业素养，尽管被告方无力偿还律师报酬，即便他们及家人生活艰辛，依赖占领者的施舍，他们依然遵循法律正义的方针和律师职业道德，坚定地维护了客户的权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们向法庭递交了30万份书面证据，竭尽全力减轻被告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控辩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众多被告在法庭上坚称自己无辜，理由仅在于他们作为军人或德国公民，在尽自己的国家责任，遵循的是德国的法律与职责。然而，法官却明确指出，除了国家的法律之外，人类头顶上还悬着自然法，这便是良知，是道德的底线，是对人类生命权的尊重，以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当法律沦为邪恶势力助纣为虐的工具，每个人都应当听从内心深处自然法则的指引，而非仅仅因为职责所在或服从命令。将服从视为天职来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辩解。这一法理的提出，不仅解决了纽伦堡审判所面临的法律依据难题，同时也为国际法庭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1946年9月30日，历时248天的审判达到了顶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公布了份量达250页的判决书。
19名罪犯分别受到了死刑、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的判决。其中，3名被告被宣判为无罪，并已获释。此外，除了冲锋队之外，其他五个被起诉的组织均被认定为犯罪团体。
法庭宣读完判决内容后，明确告知，任何对判决结果持有异议的当事人，均有权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向德国的监管机构提交上诉申请。
1946年10月1日下午，纽伦堡法庭正式闭庭。
纽伦堡审判画上了句号。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个跨国法庭，以法律之名为战争中的密谋者、策划者和实施者进行了公开且公正的审判。这场审判引发了关于职责的合法性、道德性等众多法律及人类文明深层次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