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最终制定了首部全国性控烟法规，但巴西禁烟联盟成员代表莫妮卡·安德海丝认为，控烟任务一点也不比从前容易，她表示，每一天都要应对诸多考验。
她认为，促进禁止烟草成分添加的法规进程，碰到的阻碍更为显著。他们为此奋斗了两年，却始终未能获得进展。烟草行业的经营者，实力远超预期。
在万里之遥的中国，控烟人士们同样面临着各种来自利益的挑战。
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管制和经济策略协作中心负责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郑榕老师的观点，烟禁实为经济议题。同巴西比较，我国遭遇的烟禁困境更甚，且处理起来更为困难。
距离全国性无烟立法还有多远
全球卫生权威机构于今年十月公布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依然是全球烟草使用最普遍的国度。
2014年，中国的卷烟使用量在全球中占据主导地位，达到44%的份额。其余29个国家合计的消费量与之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在中国，男性是卷烟的主要使用者群体，超过半数的男性有吸烟习惯。
这份报告指出，烟草成瘾给中国的国民健康和经济社会带来严重损害，每年大约有100万人因烟草相关病症离世，若不及时干预，吸烟者不仅危害自身健康，中国的二手烟问题也相当突出，尤其在工作场所吸烟现象极为严重，全球范围内最为显著。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在一篇题为《中国无烟政策：效果评估及政策建议》的研究中阐述，根据全球成人烟草调查数据，我国15岁以上不吸烟的人群里，有百分之七十二点四的人正承受着二手烟的影响。2013至2014年的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表明，在调查前一周内，百分之七十二点九的初中生在家中、室内公共场所以及室外公共场合或交通工具上遭遇了二手烟污染。调查结果揭示，我国每年因被动吸烟引发死亡的人数超过十万。由此可见，控制烟草消费以及降低二手烟吸入程度，对于提升我国民众的健康状况具有关键作用。
令人担忧的统计数字之外，积极的改变同样显而易见。今年6月1日，一部全面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法律——《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该法规规定北京的餐厅、宾馆、工作场所、机场等所有公共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部分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必须完全禁止吸烟。《条例》里面还有非常重的惩处规定，这个规定跟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八条的要求完全一样。
这项由控烟群体称作“国内最严厉的控烟法规”的《条例》执行之后，中国制定控烟区域性法规的都市数量增加到了十八座。
部分评论者反映，北京部分公共场所在控烟法规推行数月后，禁烟执行力度显现疲态，个别餐馆为避免客源减少，对吸烟者有所纵容，但中国疾控中心控烟部门负责人姜垣透露，法规施行首月及第三个月，他们曾针对北京控烟状况展开专项调研，结果显示实际效果超出预期
北京市居住人口两千两百万，有四百一十九万人有吸烟习惯，十一月份姜垣曾去自家周边的互联网服务场所察看，并未见到有人吸烟的情况，公共场合不允许吸烟虽然还未能完全实现，不过吸烟的行为确实显著减少了。
有控烟法规肯定比没有要好得多。她说明，当前全国有控烟规定的城市人口总和不足全国总人口的一成。也就是说，高达九成的人还无法享有控烟法规的保障。所以必须尽快推动全国范围的控烟立法工作。
而根据新闻报道，全国层面的禁烟措施正在加紧拟定。2014年1月，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着手编制《公共场所不吸烟规则》，并将其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同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发布了该《规则》的全部内容，同时向公众征询意见。到了今年，《公共场所不吸烟规则》已被纳入2015年的第二类立法安排。
根据巴西的实践，在国家级禁烟规定制定和执行之前，相关政府部门和控烟活动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宣传和推广。他们把知名体育明星因抽烟而逝世的事例拍成宣传短片，在电视广播中播出，以此警醒大众。在禁烟法律推行前后，都曾开展公众意见征询，掌握民众对禁烟的认知程度，确保法规能让民众了解。
巴西圣保罗州针对控烟法规推行初期，积极联络新闻媒体进行协作，控烟活动家们现身三万八千家公共场所以及场所内部，向工作人员阐释该法规的具体内容。
巴西推行烟草禁令最积极的那位参议员约瑟·赛哈，来自一个所有成年人都有抽烟习惯的家庭，他表示自己吸了太多的被动烟雾。所以不论担任圣保罗州州长时期还是巴西卫生部长期间，他都一直致力于烟草管制工作。他向中国的控烟工作提出看法，认为重点在于宣传，需要让民众支持禁烟，同时要让年轻人明白吸烟的危害，而不是认为抽烟显得更男子气、更英俊。
在中国，控烟工作者认为，民众对吸烟危害的认知不足，尤其是对二手烟危害的了解不够，这构成了当前控烟工作的一个重要障碍。
中国的控烟体系不够完善，人员短缺和资金不足问题非常突出。美国三亿居民里，有六千万是烟民。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三亿人抽烟。二零一四年，美国相关机构建议政府每年至少投入二十三亿美元用于控烟，理想状况是三十三亿美元。这些资金中，至少三亿美元要用于宣传推广。官方机构制作了反映受烟草危害者境况的公益宣传物料，接着又投入资金在电视频道进行播出。
全国控烟监督费用每年仅有一千余万人民币，这是姜垣的陈述。
广州市控烟办负责人伍任初表示，该机构的职员数量在同类组织中属于偏多的水平。然而，其编制仅有5人，并且额外聘请了若干名非编制的控烟监督人员。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员不足和薪资待遇偏低，控烟监督人员的月收入大约在两千元上下。去年11月份招募了三十余名监督员，到目前为止已有五人选择离开。
利益的冲突
宣传烟草禁令的声势不够大，根本原因是理解不够到位，还有利益方面的矛盾。由于烟草行业牵扯到庞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各个国家的禁烟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没有枪炮的较量。美国虽然同意了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烟草公司的反对导致这个协议一直没有实施。
巴西的控烟活动参与者同样面临烟草行业的强烈对抗。据当地控烟人士透露，烟草商经常与立法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南部的一些烟草种植重点区域，经济优势已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部分立法者变成了烟草商权益的代表。
政治见解相异，导致针对烟草控制的措施各异。赛哈透露，在他主管卫生部期间，巴西禁止烟草商资助F1活动。不过，新任当局执政后，调整了这项规定，准许烟草商提供资金支持。然而，仅过一年，鉴于民众的强烈抵制，政府再次叫停了烟草商对F1活动的赞助。这一实践证明，烟草商的介入并非不可或缺。“即便缺少烟草商的援助，F1活动依然具备强大的影响力。”
巴西在烟草控制方面获得了一些成效，不过这项措施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并不显著。根据掌握的信息，巴西烟草行业带来的收益在国家整体财政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大约在1%到2%之间。巴西生产的烟草有80%是销往国外的，因此烟草控制政策给巴西带来的经济减收影响不大，巴西的烟草种植者也因此承受的压力有限。
中国的烟草产业以国内市场为主导，长期以来是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之一。郑榕指出，烟草税收在整体财政中所占比例高达六至七个百分点。中央财政主要获取消费税收益，其中烟草消费税贡献了全部消费税总额的一半以上。此外，烟草企业还是所有国有企业中利润上缴比例最高的，上缴利润率超过二十五个百分点。在一些产烟大省，烟草更是地方经济、财政的支柱。
此外，如果全面推行禁烟政策，众多烟草种植者将承受产业转型的挑战。但郑榕从烟草产业整体角度出发，认为种植者获取的收益最低，且与其它农作物相比，种烟的经济回报并不理想，她觉得转型对种植者或许并非坏事。然而，要使种植者意识到自身经济上的困境，并改变种植传统，这显然是个艰巨的任务。
控烟活动参与者指出，评估控烟活动对经济的作用，不能只关注税收方面的增减。因为烟草对人的身体有伤害，从社会医疗资金的角度来看，考虑到控烟活动能带来的健康好处以及社会医疗费用的节省，控烟活动的好处会远远超过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当前阶段，在此领域尚无精确的评估。郑榕指出，他们长久以来都期望展开深入的调查。可靠的信息无疑更有助于促使各级当局在禁烟事务上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
巴西的实际情况表明，许多负责烟草控制的机构都声称这项工作能产生显著成效，不过，现阶段仍然缺少确凿的财务信息来佐证或者对比这些说法。
圣保罗州卫生部门有负责人表示，推行禁烟政策达六年之久，该地区吸烟引发的心脏类疾病和中风案例减少了三分之一，用于禁烟的开支少于医疗费用，从医疗财政角度考量，实现了成本节约。
巴西的医学高等院校针对国内烟民群体展开的研究显示，得益于烟草管控政策的实施，男性与女性吸烟者的心脏疾病发病率降低了三成八，呼吸系统病症的患病率减少了三成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肺癌的发病率也出现了十分之一的降幅。
巴西推行全民医疗制度，无需缴费享受诊疗服务，烟草产业为政府贡献的税收远不及医疗开支，这促使当局决心限制烟草消费。
然而，参议员赛哈指出，现阶段控烟措施主要作用对象是新烟客，由于烟草依赖性等特点，对于老烟客的干预效果还比较微弱。换言之，针对老烟客的医疗开销预计不会减少。而对于新烟客，尤其是青少年吸烟者带来的医疗费用变化，往往需要数十年时间才会逐渐显现出来。从这方面来说，精确统计公共卫生开销的数额，或许要耗费更多光阴，至于其经济效用的显现，更得等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尽管遭遇复杂角力，但反烟群体指出，禁烟措施与国家税收来源并非绝对对立。现阶段，通过增加烟草税额、抬高烟草售价等手段，完全能够找到突破口。
郑榕强调，根据全球多个国家的控烟实践，增加烟草税和烟草价格是降低烟草使用量的最直接手段之一。
当前国内，运用增加烟草产品税负以推高其市场售价的方法，受到税制构成及烟草行业特殊管理模式的限制。现行烟草专卖制度下，若想借助提升消费税来有效调高卷烟最终售价，关键举措在于将税款征收阶段从制造端移至销售端，委托分销商承担代收代缴责任。2009年对卷烟消费税的调整并未影响单支香烟的售价，却对烟草产业的布局规划产生了作用，同时改变了香烟在市场上的供应格局，还使得卷烟的普遍销售价格和税收负担率有所上升。
现阶段中国香烟的定价和税收负担程度比世界上的平均状况要低，还有很大的增加税率的余地。往后调整香烟消费税的制度，必须大幅度增加按量征税的比例，在提高税率的同时把两级的按比例税率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在目前中央和地方分开征税的制度下，要提升香烟消费税还必须配合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计划，用来弥补地方税收减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