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译作“记者城堡”？
在《作家城堡》这本书定稿以前，我跟责编华召老师来回有过几封邮件，探讨有没有对书名进行调整的必要。其中一个问题是，要不要把审判这个关键词加到书名里。没能拿定主意的原因很单纯：这样一部围绕20世纪最受关注的审判，也就是纽伦堡审判进行诠释的纪实类作品，然而在标题里却没有把它的绝对主角请出来，明显是作者有意进行取舍所造成的结果。本书的意图并非在于将这场审判的法理以及得失给阐明清楚，而是在于引领读者，读者要与当时全世界关注这件事情的民众相同，经由法贝尔堡里边数百位新闻记者的眼睛以及笔，去触摸它所激起的波纹。
接下来的又一个问题是，既然这样，为何不干脆把书名改成“记者城堡”呢？要是书中各段叙述截止于1946年，如此命名可能会更合适，然而作者诺伊玛尔的抱负不止于此。本书的十四名主角确实是以记者的身份在纽伦堡相聚的，不过在拥挤工作间里匆忙写成的报道仅仅是一场漫长探寻的起始。本书真正所要讲的，是这些人怎样用一生去思索他们在这一年里为这场战争挑选的事实。
近八十年后的当下，人们已然可以更为公允地去评判纽伦堡审判对于现代国际刑事法体系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能够认可国际军事法庭在毫无先例可遵循之时所展现出的谨慎，可是在“零时”那种混沌且不安的状况里，审判这台所谓的“在动机方面存在着弱点，并且时不时就渴望去制造死亡”的机器（此乃丽贝卡·韦斯特所说）所引出的难题远比所解决的要多得多。
那篇由罗伯特·H.杰克逊所发表的，振聋发聩的开庭陈词，很好地将困惑的来源给暴露了出来。他明确作了表示，受审的21名被告，其命运究竟会怎样，“对世界而言是无关紧要的”。这场审判，是为了向他们所象征着的“种族仇恨、恐怖主义和暴力，以及权力的傲慢和残忍”去宣战，目的是避免那支曾经摧残了欧洲几代人的势力再度复苏。既然被告席上的那些男人仅仅是这不容姑息的敌人的代表，那么还有谁应当为审判所揭露的累累罪行去负责呢？纽伦堡审判，只为21名纳粹头目下达了判决，在媒体席上听闻的人们,在收音机前屏息倾听的人们，在清晨第一时间翻开报纸的人们，不会忽视它给出的信号，与法西斯分子的战斗尚未结束，然而，对于随之而来的艰难抉择，谁敌谁友，审判只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方向，它将每个人都留在了潜在的不安中，环顾四周，人们不知道敌人的五官将浮现在谁的面孔上。
电影《纽伦堡的审判》（1961）剧照。
这些人的代表是书中重点刻画的十四位作家，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引发的焦虑能直观看到。因作者精心安排叙事结构，审判记者们过高的期待在冗长法律程序前逐渐破灭得以窥见，这促使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走出法庭，自行寻找他们关切的答案 。在审判的“主舞台”之外，有这样一些记者，他们风尘仆仆的模样可见，有些甚而身着军装，他们出没于德国的城市各处，无论城市大小，也穿梭在砖堆瓦砾当中，能遇见处境大不相同的德国人，他们会去思考在战后人们被许诺的崭新未来里头，其中应当有哪些人的位置。他们所做的广播、通讯以及特稿，影响着无数人对于这善恶之分、敌友之别的答案判断，然而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存在着属于自己的固执以及偏见。
《作家城堡》的每一章，都不吝篇幅地追溯章节主角的过往，其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理解，他们关切特定问题的缘由，以及他们选择各自立场，甚至是偏激立场的原因。战争有着巨大惯性，它一视同仁地裹挟着东西方的记者，裹挟着流亡和未曾流亡的德国人，范西塔特的追随者会以仇恨目光打量纳粹统治下的每一个德国人，共产主义者时刻警惕西方大国对纳粹战犯的“仁慈”，西方记者会不遗余力地挖掘苏联犯下的同等罪行，这都是因为他们自认有责任守卫幸存者被许诺的新世界，不用说，这样的姿态也会为他们博得当时那些心有余悸的读者的信赖。
如何应对无法言说之物，
带给文学的挑战
德国人对新世界的热情不亚于任何人。
本书特意把目光投向两位被“城堡”拒在门外的德国记者，一位是凯斯特纳，另一位是聚斯金德。他们身上流露着相似的急切，这种急切是希望实现“零时”更积极的含义，进而让正直的“另一个德国”成为现实。不过前提是要忽略后者自己以前曾为那个“罪恶的德国”滔滔不绝地言论。有着尴尬存在的审判，于他们而言，毕竟，如凯斯特纳于《纽伦堡掠影》中幻想着的那个时间段，乃是他们真正所期待的未来：审判的争议，以及它施加给德国人身上的偏见，已然慢慢消散，仅有作为历史遗迹的法庭，承载着国民已经卸下的重担，那便是全世界审视的目光。
凯斯特纳几乎是带着雀跃之情举步朝着那个未来奔去，这位《新报》主编不再愿意去整理纳粹年代的日记，而是乐于写下一篇从1945年到1948年的微型编年史，在其中列举了他满满当当的待办事项：
能买到书籍的地方在哪里，有档案馆的地方在哪里，音乐评论家身在何处，外国杂志又在哪里呢，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忙得如同在创世一般，前往斯图加特开会，讨论创立一本青少年杂志，以及重印在1933年被焚毁的书籍，“展台”（凯斯特纳任编剧的卡巴莱剧场）在赖特莫大街上一砖一瓦地被建造起来，动起来吧！
这是两种相互冲突的未来，在凯斯特纳生机勃勃的新德国里，容纳着受害者们无法原谅的刽子手与帮凶，然而要是把有此嫌疑的人们从未来之国中全部放逐，那么恐怕德国人此刻还生活在堆积如山的瓦砾中，并且同盟国也将因此用尽所有的法官和监狱。
电影《纽伦堡的审判》（1961）剧照。
学者被困扰，普通人也被困扰，困扰他们的是此后几十年中如何对系统性的暴力追责这个问题，关心道德、正义乃至人类最基本的共同生活的普通人皆是。历史学者基思·罗威曾把二战称作现代史上最为“道德的战争”，原因是“几乎每个人都能就谁对谁错的宽泛理解达成共识”。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无人质疑，策动战争、炮制“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高层无人为其开脱，然而这种曾在战时团结各国的朴素是非观，到了战后却常常显得左支右绌。
纽伦堡见证了语言在两方面有多无力，集中营和大屠杀超出了人类既有的经验范畴，这使得记录、见证以及交流都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审判为裁决战犯确立了四项罪名，然而普通人的恶行一直难以得到准确的命名，600号法庭举行的公审不是一场终结所有争议的审判，而是这一切探索的起始，新的语言和概念于是开始萌生，给不愿向沉默和词不达意让步的人们播下了种子，并且还时时加以照料。
电影《纽伦堡的审判》里存在某一幕，听到四名曾在第三帝国担任司法官员的被告无一例外作出无罪声明，公诉人拜尔斯上尉起身贡献一堆慷慨激昂的陈述，指责被告玷污法庭、扭曲法律，就在他铿锵语调逐渐调动银幕内外观众情绪时刻，首席检察官毫不利情地打断他讲请公诉人注意面前灯具，口译员跟不上你说话速度了 。
翻译工作确实存在如此让人无奈且令人败兴的地方，这样的情况本书主角之希尔德斯海默应当深有感触。然而这个情节与此同时象征着审判所面临的诸多层面的障碍，那就是法官所讲的是自身习惯的语言，秉持主张是自己眼界里的正义，被告同样说着自己习惯的语言，主张着自己眼中的正义；各个国家的记者又着急匆忙地要把其当中的内容翻译成为自己以及各自读者所关心在意的话语。他们并没有太多宽裕的时间去详细揣摩讲话者真正所蕴含的意图，也没有时间再来考虑对方是不是理解明白了自己所表达的意思。不断持久地提起以及回顾重大的历史事件，其真正的意义也正是为了拾回有可能已经失落丢失在一代代人急切的质问当中，没有被“翻译”以及理解领会的那些细节部分。希望本书亦有助于此。
作者/柳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