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日本对战争也有过类似的反思。
战争结束后，德国许多城市沦为一片废墟，科隆、德累斯顿、维尔茨堡、多特蒙德、法兰克福等城市几乎夷为平地。当时，德国各地出现了大量“难民”，数百万原本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德国居民被驱逐……因此，战后初期，许多德国人视自己为“受害者”，很少关注自己民族给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
纽伦堡审判资料照片
纽伦堡审判揭露的纳粹罪行虽然令德国民众震惊，但德国民众普遍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审判”，反对各国舆论对德国人“集体过错”的指责，多数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漠不关心、沉默不语，甚至避而不谈，更谈不上反思。
许多德国人痛恨去纳粹化，并试图通过互相写信来破坏这一进程。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都觉得与纳粹政权共存很舒服。毕竟，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大萧条，而且在战争期间，德国人的生活比大多数欧洲人都要好。此外，战后重建仍需德国人自己完成，因此有必要找到方法让尽可能多的前纳粹分子融入德国。因此，德国公众要求赦免部分纳粹分子。
大批纳粹罪犯获得赦免，大批原纳粹文武高级官员重返政府机关。
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后，西德政府希望在法律层面尽快结束对纳粹罪犯的处理，同时赦免了大批盟军判处的纳粹罪犯。1949年12月，西德众议院通过了赦免纳粹一般罪行的法案。1951年又颁布了“131法”，批准除盖世太保和在历次审判中被认定为“主犯”的人员外，所有纳粹文职人员均可重新任职。1954年，众议院再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
结果，一些当时立场“明确”的纳粹分子被解职或勒令退休，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战后或早或晚都恢复了原职。一些政府机构在1940年代末聘用纳粹分子的人数比第二帝国时期还多。特别是在阿登纳时期，大批前纳粹高级文官和军官得以重返政府机构。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洛布克正是纽伦堡法案的起草者和评论者，该法案被纳粹用来迫害犹太人。因此，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戈洛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打击纳粹在西德复辟。
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甚至在1951年9月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毫无关系”。
西德长期以来将二战期间的“反战分子”定义为叛徒。
虽然《大众希特勒》主角原型施陶芬伯格在其他国家被视作英雄，但在联邦德国，很多人却不认为他是英雄。20世纪50年代，不少西德民众把施陶芬伯格称为“叛徒”，认为他破坏了德意志民族“忠于职守”的传统。就连二战期间德国著名的反战女郎、反抗希特勒纳粹政权的“白玫瑰”抵抗运动领袖索菲·绍尔，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西德定义为“叛徒”。
更离谱的是，有一段时间，西德政府甚至不接受那些因二战期间逃兵罪而被纳粹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家属的诉求，更别说为这些士兵平反了。理由是，按照纳粹时代的法律，反战分子的确犯了“颠覆国家罪”，所以是“叛徒”，而对国家的不忠诚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被否定的，歌颂叛徒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而赦免反战分子对全体参战士兵不公平，不利于提振德军士气。
2.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开始认真反思其战争罪行
自20世纪60年代起，德国开始认真反思以下原因：
首先，盟军纽伦堡审判对纳粹分子，特别是纳粹中高层的处理比较彻底。纽伦堡审判中，一共判处了5025名战犯死刑，806人被判处死刑，其中486人被执行死刑。这就确保了不会有源源不断的纳粹分子进入政府。而日本则恰恰相反，在1960年代，大批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军国主义者进入了日本政界、经济界，甚至学术界、文化界。当昔日的战犯从囚犯变成上宾，当战犯的家属和支持者掌控了社会命脉，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1963年的奥斯维辛审判，让整个德国民族开始反思和反省过去与纳粹的关系。
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
奥斯维辛审判前后20个月的时间里，媒体对审判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和评论，德国知识精英也抓住机会在媒体上报道此事，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纳粹历史认识的大辩论。诉讼时效问题再度成为争论的重要议题，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门再度被卷入其中。 “针对诉讼时效对继续追诉纳粹罪犯产生的不利影响，图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多夫于1965年1月公开建议，德国不仅要继续惩治纳粹罪犯，还应将1965年5月8日到期的诉讼时效延长。达伦多夫的理由是，一个法治国家惩治大规模犯罪的任务，比正式确定诉讼时效的司法原因重要得多。”达伦多夫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德国司法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认真考虑追诉纳粹罪行？达伦多夫的言论，其实是对当时的艾哈德政府在诉讼时效问题上采取的巧妙规避政策的直接批评。”
在舆论压力下，联邦议院最终废除了犯罪的诉讼时效
随着越来越多的纳粹罪行被揭露，迫于舆论压力，联邦议院不得不对诉讼时效问题作出回应。
在议会辩论中，有议员强调诉讼时效问题纯属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他认为，联邦议院在进行辩论和决策时，不应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以免使问题复杂化。不过，也有另一派反对意见，有议员认为诉讼时效问题与政治息息相关，因为“如今的法治国家也必须努力追求正义”，因此应延长诉讼时效，因为“首先，如果杀人不需要赎罪，尽管可以赎罪，但民族的正义感将受到难以忍受的腐蚀。”他强调，国家荣誉也是他提出上述议案的原因之一，“说到国家荣誉的理念，我不得不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杀人犯的民族……”在解释为何坚决反对最后结束对纳粹罪犯的继续追诉时，他说，这并不是因为“屈服于外国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仰的压力”。
最终，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将纳粹罪犯的诉讼时效延长至1969年。1979年7月3日，联邦议院通过了一项废除纳粹谋杀和大屠杀诉讼时效的议案。从此，对纳粹罪犯的起诉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纳粹罪责也持续成为与德国政治文化直接相关的广泛讨论话题。
庭审中揭露的罪行也促使年轻一代要求老一代说出真相，追究那些逃过法网的人的责任。
当德国人再次遭遇奥斯维辛的幽灵之后，没有亲身经历二战的年轻一代德国人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关于第三帝国以及自己参与其中的确切答案。这些年轻人非常激进，这导致两代人之间产生尖锐冲突，并引发对政府机构的普遍批评。审判中揭露的纳粹罪行事实无疑给年轻一代带来了精神上的打击，他们先是不知所措，然后是羞愧，最后是极度愤怒。被压抑的情绪最终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爆发。
20世纪60年代，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西方国家和西德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对象是美国的越南战争等霸权政策和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的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的唯一反对对象。探究前纳粹精英生活和事业的人会惊讶地发现，许多前纳粹高官毫发无损、毫无悔意地重新出现在联邦德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逃脱法网的大屠杀罪犯。这些人相对安全地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被年轻一代清算。
记者克拉斯菲尔德扇了前纳粹党员、高级官员基辛格和西德总理一巴掌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68年11月7日，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打了前纳粹党员、高官、西德总理基辛格（不是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个耳光，她说，她打他是为了年轻一代。
在她看来，一位前纳粹党员、高官在二战结束仅20年后就成为联邦总理，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曾在纳粹时期设计集中营的建筑公司工作的经历而遭到舆论攻击，不得不匆忙辞职。
在激进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勃兰特上台寻求和解并道歉
1969年秋，在学生运动的强大推动下，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时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反法西斯战士的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力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华沙与波兰政府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同日，他在华沙犹太起义纪念碑前瞻仰遗容，并发表了举世闻名的道歉辞。
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走向了过于激进的方向并最终消散。但1968一代对老一代政治“反叛”所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却仍在继续。1978年，前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汉斯·费宾格在舆论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最后的日子里继续对士兵判处死刑。战后，他坚称“如果当时是合法的，现在就不能是非法的”。
而且，1968一代所形成的自觉反思纳粹历史的意识也得到了巩固和传承。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社会新旧世代交替的完成，1968一代成为社会主流，在各个领域不断对纳粹体制的产生和根源进行重新认识和自我审视，他们自觉地把反思历史视为一种政治和道德义务，并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反思历史也成为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种象征。
《布兰特的下跪》
“勃兰特下跪”是一条分界线，尽管当时只有一半的联邦德国民众认同勃兰特的做法，但无疑对日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响应了勃兰特的反思，并逐渐形成持久的主流。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东西德联合拍摄的轰动欧洲的著名反战影片《铁十字勋章》。这部有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制作的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打破了《音乐之声》在欧洲部分国家创下的票房纪录。影片改编自二战时期德军的真实经历，其中的反战思想引起了欧洲民众的共鸣。
1985年，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时明确表示：“5月8日是解放日，（在这一天）我们都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了。”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不止于认罪、悔改和道歉，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态度鲜明，先后向波兰、俄罗斯、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和受害犹太人支付了巨额赔偿。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高达1040亿美元，并持续每年向10万名受害者支付6.24亿美元的抚恤金。
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动了民族的灵魂。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灭绝等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认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各界每年都会在西方盟军和苏联军队的集中营、主要战场、博物馆、墓地等遗址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或忽视纳粹犯下的罪行。同时，政府也采取积极措施，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对年轻人进行教育。
欧美的新纳粹主义
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反纳粹及反犯罪法》，从法律上限制纳粹分子的复活。
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揭露纳粹暴行。今年，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杀纪念馆和纪念碑。在德国二战主要战场遗址上，矗立着苏联红军和西方盟军的纪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国领导人都会出席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悼念在与德军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
希特勒和他的部下在德国声名狼藉，德国领土上没有他们的坟墓或纪念碑。
三、德国能够深刻反省二战罪行的原因
第一，与日本相比，战后德国法西斯被清算得更加彻底，反法西斯联盟彻底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政治、司法体系，这是德国彻底否定纳粹、全面承认其罪行的基础。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汲取一战后未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根源而导致其死灰复燃的历史教训，主张对德国进行彻底的“去纳粹化”，不仅对德国进行了解除武装、严惩战犯、改造国家机器，还颁布了相关法律，禁止宣扬纳粹思想。
有这样一个统计数字：战后，盟军起诉了7万名德国战犯，其中3.6万人被判刑，大量所谓同谋被免职，结果“第三帝国”的高级官员全部被从军事和政府部门清除出去。
你可以这么想。德国一家报纸近日发表分析称：战后，德国和日本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都是战败国，都在战争中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都被外国占领，并且都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德国与日本有一点明显不同：德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而在日本，美国为了亚洲利益，保留了日本最高国家代表——天皇，并容忍不少带有历史污点的日本政客重返政治舞台。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务实态度，是导致日本今天在处理“历史问题”上遇到诸多麻烦的重要因素，为军国主义的复活埋下了祸根。
政治家有远见
此外，德国政治领导人在解决历史问题上也颇具远见。战后，德国领导人认真汲取历史教训，认识到数百年来德国与邻国的战争带来的只有灾难，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造成其他国家数千万人的牺牲，也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战后的德国处于宿敌的包围之中，德意志民族要想恢复独立、生存和发展，首要的前提就是与欧洲国家实现睦邻友好。
为此，战后德国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实际行动化解德法英三国间的恩怨，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与东欧国家化解历史恩怨。正是由于德国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德国赢得了欧洲乃至世界人民的信任，也使得德国在欧洲合作框架下“突围”，重新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
勃兰特的下跪，对德国人民的反思起到了关键作用，才使他们走出了耻辱，步入了繁荣，成为今天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以至于有人说：“德国总理跪下，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正是在德国政治人物的影响和推动下，正确的历史观在德国民众中有了广泛的基础。今天，反对种族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言行一旦出现，就会形成人人攻击、人人谴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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