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人手法在泰戈尔的英译本中随处可见。诗人将季节、太阳、月亮、星辰、神灵、魔鬼、动物、花草树木以及抽象概念赋予人性，形成寓言式的艺术氛围。如《吉檀迦利》：“今天，夏天来到我的窗前，喘息着。”（第5号）“我的歌声抛弃了她所有的珠宝，她没有衣服的骄傲。”（第7号）诗人借天地万物的口，表达人生的体验和情感。
诗人善于将主观感受注入具象意象，形成别具韵味的意象。如《吉檀迦利》第一首诗中“你一次次地倒空我的心杯，又一次次地用新的生命填满它”，心杯意象以印度传统美学的模具铸造，生动诠释了灵魂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渡口集》第六首诗中“爱的闪电”意象凸显了爱的伟大功能，体现了诗人用爱改造世界、完善世界的人生追求。
象征手法是泰戈尔英译本的艺术特色之一。《游记集》上篇第十七首诗就是一首典型的象征诗。岛屿、庄稼、河流、木船、村姑，分别象征着人们的栖息之所、人们的人生成就、时间的河流、时间之舟、驾驶时间之舟的神灵。每个人的人生成就、痛苦与欢乐、执着的爱，都可以载上时间之舟，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但时间之舟上，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每个人都必然会被时间抛弃，很快消失在遗忘的深渊中。
将泰戈尔诗歌的孟加拉语译本与原作对比，不难发现诗人并非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大刀阔斧地改写。与原作相比，英译本的篇幅有所缩减。《采果》第45至48首诗是一组悼念诗，原作是十四行诗，纪念诗人的妻子穆里纳里尼。全诗充满哀伤。诗人在翻译时并未介绍背景。第48首诗写道：“女人，把美丽和洁净送回我寂寞的生活，就像你在世时带给我的家一样/清扫尘封的时间碎片，用水填满空罐，恢复一切被忽视的东西/然后，推开庙宇内的门，点亮蜡烛，让我们在伟大的神前静静相会。”
原文中的“挚爱的妻子”一词，在译文中被改为“女人”。译文中没有悲伤的语气，完全可以理解为表达分离之后重逢的喜悦。这种灵活的改变虽然在内容上与原作略有脱节，但却拓展了诗歌的容量，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再创作空间，从而增加了诗歌的内涵。
泰戈尔在将其作品译成英文时，充分考虑了西方读者的审美需求。
泰戈尔信奉梵天教，其经典著作是古典奥义书，尊崇创世神“梵天”为唯一真神。梵天教与西方人信奉的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体系，“梵天”与“上帝”也是完全不同的宗教概念。其原作中的“梵天”应直译为，但诗人将其译为主或上帝，原本只有印度人才知道的“梵天”就成了西方读者所熟悉的“上帝”。
泰戈尔在英译中对一些印度专有名词进行了技术性处理。如《园丁》第78首诗中，原作中年轻的农夫给自己的水牛起名为“布图”，诗人在翻译时将其改为“我的”（我的宝贝），让读者感到十分亲切。《采果》第25首诗中写道：“黎明到来之前，长夜之龙仍用它清凉幽暗的身躯包裹着天空，晨鸟何处寻觅黎明的抒情诗？”原作是《牺牲》的第一首诗，诗人为了避免读者可能产生的反感，将“长夜之蟒”译为“长夜之龙”。
泰戈尔的英译本淡化个性，强化共性；淡化民族性，强化世俗性。如《吉檀迦利》第35首诗：“在那里，内心无所畏惧，昂首挺胸；在那里，知识自由；在那里，世界不被内屋狭隘的墙壁所分割；在那里，话语从真理的深处发出；在那里，不懈的奋斗伸开双臂，走向完美；在那里，理性的泉水在死气沉沉的习惯沙漠中没有枯竭；在那里，灵魂被您引领，奔向不断扩展的思想和行动——步入自由的天堂，天父，让我的祖国觉醒吧！”这首诗的孟加拉语原文是《牺牲集》第72首诗。在原作中，诗人祈求诸神重击殖民统治下的“印度”，让它变得如译文中描述的那样美好。然而，在英译本中，“印度”被译成“我的祖国”。 这种模糊处理，使得诗歌跳出了民族的门槛，具有了世界的共性。
泰戈尔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基于对西方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的深刻理解，巧妙地运用诗学手法，对其原著进行了完整的再创造，将其提炼成一部融哲理与美感于一体的杰作，赢得了国外读者的广泛认可，为他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
泰戈尔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诗歌最好由诗人自己翻译。如果译者不是诗人，至少也应该懂得并能运用诗歌技巧。翻译不应只局限于“忠实”，而应力求做到“神似”而非“形似”。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译者，都应对读者所在国家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叙事方式有全面的了解，选择符合读者审美习惯的词语和句子，这样译文才能被读者接受。
这或许是泰戈尔英译本给立志将中国文学作品推向世界的中国翻译家们提供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