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1883年法国思想家勒南与伊斯兰思想家阿夫加尼之间的书面交流，后人曾提及。1978年《东方学》出版后，赛义德将这一讨论放在了百年前的对以法国东方学为首的西方东方学的批判语境中。但东方学并不局限于“阿拉伯研究”，法国学术界的阿拉伯研究也并不具备在西方独领风骚的实力。此外，热衷于阿多诺、勋伯格的赛义德似乎并未注意到德国学术界东方学的积累。
事实上，德国学术界对东方问题的认识与英法学术界有所不同。如果说19世纪出现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思想高峰，那么德国东方学界也曾有过凌驾于欧洲大陆之上的学术繁荣，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印度学、伊朗学等为优势。忽视德国学术界取得的成就，会降低我们对西方东方学的认识，甚至会让我们失去一个观察东方的关键窗口。
这里译者选取了匈牙利犹太人伊格纳兹·戈兹赫1893年在匈牙利科学院发表的关于勒南的长篇悼念演讲，希望读者能从伊格纳兹对勒南（1892年去世）的最后判决中，一窥欧洲大陆东方学的一些发展。伊格纳兹是德国近东思想史的大师，他百年前的某些思想至今仍指导着学界。伊格纳兹的演讲原文为匈牙利语，后被译成德文并于2000年出版。本译本《论勒南（I）》以德译本（Ignaz, Renan als: am 27. 1893, Péter Zalán (Ü), Spur, 2000, 100.）第32-42页为译者所加标题，保留德译本的段落划分。
三
这些是勒南成为东方学家之前研究的故事和影响。
让我们来看看：勒南在哪些方面推动了东方学的发展？他如何推动和丰富了学术研究？是什么让他成为当时备受推崇的东方学家？
然而，人们应该如何理解“东方主义者”？
首先，这是一位研究东方人类精神演进的研究者，其指导思想、研究目标以及与人类精神史重大问题的关系决定了该类研究相应的价值。
这有点像砖匠，不知道建筑的大小和结构，只知道勤奋地砌砖盖房。但他们无疑肩负着创造事物和运用知识的伟大使命。东方学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充满激情的专家。他们在大作中雕琢细节，赢得声誉。他们在大书中精心勾勒出小点，这些小点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当然，也有一些东方学家，他们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而是为了赢得声誉。他们有意识地整理出文学宝库，让公众有机会看到它，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材料。同时，他们也是珍贵文本的编撰者。这些文本被封存在图书馆里。这就是他们的成就：以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批判意识编撰文本。
没有这些前期工作，人们就不可能进行今天东方学领域的历史研究；没有这些前期工作，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必须自己从散落在遥远图书馆、甚至没有发现过的抄本中整理这些材料。材料的编撰者是实现学术研究目标的重要助手。在马克斯·穆勒看来，这代表了对东方学家的最低限度的理解。与简单地认为东方学家具有一些实用技能不同，穆勒只称学者为东方学家：至少能够编撰从未出版过的文本，翻译从未翻译过的文本。
戈齐格（1850-1921）曾在巴黎见过勒南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东方学家的期望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有幸在科学院就本世纪最伟大的东方学家之一的生平和工作发表纪念演讲，我引用了 1755 年哥廷根一位教授的一句话：“这些研究的邪恶之处在于，在那些热爱精神学习的人眼中，这些研究变得枯燥乏味，因为这些老师像机器一样教授东方语言。”这句话所描述的东方学家今天仍然存在，但大多数东方学家不再认为自己是制砖工。
至少，正如马克斯·穆勒所言，大多数东方学家更进一步地看到了他们学术任务的最高目标：通过基于语言知识的研究，了解人类精神发展在东方的影响，或者说，通过对东方文献的梳理，填补历史的空白，澄清模糊之处，以丰富的东方文献资料来纠正片面的观点，将人类伟大的东方文化的历史和事件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有了这些目标，东方学确实可以在整个语言学和历史学体系中占据值得称道的地位。如果这些学科没有在高等研究院、大学或科学院下设立，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作为一名东方学家，勒南对于东方学的最高目标有着自己的期盼。
他独特的学术兴趣在于探索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阿威罗伊与阿威罗伊主义》中清楚地看到。单单勒南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几篇短文就已经表明他希望通过自己对东方主义的了解，为西方语言学做出贡献。在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中，他试图利用这些知识来理解闪族语言如何影响古希腊语的发音。他的短文为后来的主要著作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后来的主要著作中，勒南把东方主义作为文化史的重要工具。
马克斯·穆勒（1823-1900）对印欧语言学和古印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获得了
勒南对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阐述，在当今的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必要回顾他的全部学术成果。勒南对许多问题都有客观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东方学与世界历史交织在一起。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勒南都不是砖匠。但在他之前，没有人对学术做出过如此多的短期贡献，却没有忽视解决学术界的大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他如何重视语文学素养，以及他如何将相关能力置于他作为教师和学者活动的中心。
作为教师，勒南一直是勒希尔修道院院长的忠实弟子。这一细节对整个学术体系的问题是，他比前辈们更想消除以下问题：短篇作品对于正确理解和判断文化史上的宏大现象有什么意义？他的回答是：“没有哲学和历史，就没有真正的语文学。”（Il n'y a pas de vé sans et sans.）
这种愿景从一开始就对勒南的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多年来通过仔细研究各个学科积累的知识就是要用这些细节来构建整个画面，用砖块建造一座塔。他的早期作品之一是《闪族语言和比较系统通史》，早于阿威罗伊的作品，该书于 1847 年获得法国科学院奖，并于 1855 年出版，该书基于这一愿景。
作为勒希尔的学生，勒南对语法问题的研究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干劲，这一点在他后来的语言学著作中可见一斑。从这里出发，他也对语言起源这样丰富的哲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部语言哲学专著中，他就已经触及了这些问题。他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兴趣，同样源于一次形而上学的观察。年轻时的勒南热衷于探索闪族语言研究中的空白。他之所以注意到这个空白，是因为他看到了印欧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当时，伟大的弗朗茨·博普还没有完成印欧比较语法的基础。
从学术角度来看，从来没有写过像《闪米特语比较语法》这样的书——我们应该补充一点，直到今天也没有写过。一些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学术研究已经发现了个别闪米特语（例如，埃瓦尔德关于希伯来语语法的研究），而今天的专著只不过是对个别问题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闪米特语比较语法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它们经常与印欧语相混淆。
弗朗兹·博普（1791-1867），其重要著作《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德语的变位系统》
勒希尔的学生用他老师朴实无华的方法，把欧仁关于印欧语系演化的讲稿和自己希望填补语文学空白的成果进行对比，从而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果。他希望勾勒出闪族语言的比较语法，希望自己能在语言学史上为后世树立榜样，成为“闪族语言学的弗朗茨·博普”，但他从不想成为一个枯燥的语法形式记录者，因为他想——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勾勒出：“在什么意义上，闪族人的语言是他们思想的载体。”
在勒南准备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其中的困难和障碍。我相信这些困难和障碍甚至让他感到不可能勾勒出一部系统的语言史。
正是在那时，闪族语言的第一批遗物出现了，这无疑构成了文化和语言史的起点。破译闪族语言最古老的遗物——楔形文字，探索其神话和歧义，记录和呈现闪族语言从起源到后来衰落的演变，是当时每个人最基本的任务。没有对楔形文字中的语法和词汇现象进行系统的整理，就没有闪族语言的系统史。勒南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很可能在这种条件下破灭了。
他的《闪族语言比较体系》一书不过是一厢情愿。这本封面获奖的巨著所提出的上述学术难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然而，第二卷却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解决方案。《闪族语言通史》创造性地以“系统比较”作为引言。多年后，即使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本书仍然保留了它的价值。对于研究者来说，正如诺尔德克所说，“它激励同行的力量丝毫不减。”
勒南，《闪族语言通史及比较体系》
在《闪族语言通史》中，勒南试图探讨闪族各语言轮流主宰近东文化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们在文学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迦南人及其语言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力，然后从这里开始，希伯来语有了奠定文明世界道德生活基础的文学。我们看到阿拉姆语族如何在衰落之后登上历史舞台；东方大地如何调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阿拉伯语如何在中世纪占据主导地位；如何成为宗教的工具；以及除此之外，如何成为深刻思想运动的载体。
除了这些世界历史事实之外，人们还可以在闪族语言文物中看到更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内部情况，并在人类历史的精神和道德命运中看到自己，尽管这些文物与宏大叙事无关。人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填补某个地区或时期的历史记录和文化历史，而我们仅根据罗马和希腊的材料对这些地区或时期有了粗略的了解。因此，腓尼基人、帕尔米拉人、纳巴泰人、希巴尼人（南阿拉伯人）和其他闪族人的书面文物具有重要意义。
勒南在他的巨著中用整整一章来描述这一方面。铭文还描绘了由此产生的历史记录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精神的最伟大创造诞生于闪族人，他们立即将人类文明归功于“书写艺术”。此外，人们可以从这些反映前文字时代的古代文物中了解语言学的使用。
《闪族语言通史》从世界史、语言学和古代语言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数千年来各种闪族语言的演变过程及其精神外化为语言的过程。在这种演变中，这些语言是人类精神中许多不断变化的观念的载体。勒南希望在他开创性的研究方向上提供一部经得起整个欧洲一流学术界考验的作品，而这个方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至今仍未被超越，与上述颇为相似。
在这本书中，勒南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力图批判性地权衡意见，量身定制论据。而且，他绝不会忽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会将其纳入考量。因此，《闪族语言通史》也是一部最完整意义上的闪族语言学百科全书！不仅是学者，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也可以从这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突破的作品中了解到闪族文化问题最基本的知识。这部旨在涵盖所有闪族语言问题的作品，通过其上述历史和语言问题启发了几乎所有学者，并为学术界指明了新的方向。
尤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或者说一系列普遍的问题，使得这部宏大的作品在思想史上令人难忘。但仔细研究后，勒南书中的一部分就会暴露出来。这一研究涉及以下问题。在研究某个闪族人的精神生活之前，勒南决定有必要概述闪族人的精神构成，将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置于一个大的理论模型中。
他把这些放到一个比较民族心理的框架里，对两大民族进行比较。两大民族——闪族人与雅利安人，各自都有自己的道德和文明元素。勒南希望从这个角度出发，从那些细节推进到普遍真理，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在上述两大民族的历史迷宫中继续前行。大约同一时期，挪威伟大的梵学家波恩教授在其开创性的《古印度研究》中，从印欧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与勒南非常相似的研究方向。
与 Eugène 合著的巴利语 (1826)
勒南认为闪族人之所以区别于雅利安人，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精神品质。这些品质在主观上决定了闪族人的具体精神生活，在客观上决定了闪族人主导的历史使命。闪族人灵魂之于宇宙的独特性，就如同雅利安人灵魂之于宇宙的多样性。前者从一开始就带来了神话中排除自然力量的一神教，后者则在多神教的影响下，从各种独立力量中发展出多神教。前者从一神的概念来理解世界，其万物的一神观排除了对自然的分析性和科学性的观察和解释；后者则通过承认自然现象的多样性，为分析性的自然观和科学的世界观铺平了道路。以这些与雅利安人不同的灵魂结构为前奏，勒南进而解释了闪族人与雅利安人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 由此他还谈到了闪米特文学的特点和不足之处（例如闪米特人不懂什么是戏剧）。
这种民族心理理论模型，在后来的学术著作中不断被修正、重申和完善。这种模型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把当时当地只出现在希伯来人中的典型现象，推广到整个闪族人；它把希腊人一眼望去的特征，概括为所有雅利安人的核心特征！即使我们翻开宗教史，也可以看到，在古代，闪族人与每一个雅利安人一样，信仰多神。
一神教总是想确立自己，它是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精神革命！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发展之初就信奉一神教。至于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他们是最坚定的异教徒，从早期到七世纪都信奉多神教。勒南曾非常详细地强调过他们一神教起源的范畴——“沙漠本身就是一神教！”（Le désert même est éiste）。
而且，根据勒南的说法，他们当时被一神教本能所驱使，他们试图将一神教与雅利安人区分开来，不得不拿起武器，从他们的先知那里借来真主，虔诚地跪在他面前。阿拉伯人皈依一神教，与雅利安人皈依基督教一样，导致了民族的变革。亚述人、腓尼基人，以及所有的闪族人——当希伯来人想要征服巴勒斯坦时，他们就是闪族人——都没有发现一神教的踪迹。在花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自己国家的闪族人中，他们也没有发现一神教的踪迹。不难看出，勒南关于闪族人一神教本能的理论在历史事实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勒南所说的闪族人的普遍特征只是反映了希伯来先知时代（公元前八世纪）和伊斯兰教带来的宗教革命（公元七世纪）的现实。 他的理论的历史缺陷在于，非教条主义者总是能够成功反驳他最脆弱的论点。
勒南理论的哲学前提也遭到了强烈的驳斥。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动并非基于其根植于远古的内在冲动，而是历史变迁过程中各种关系的结果。精神活动并不像我们今天所寻找的所谓“发展规律”，它不可能是种族分化的产物。认为如果人们谈论种族心理，那么精神活动就不可能是一种种族心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学术界刚刚开始的对闪族人宗教与政治制度的大规模实证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个民族的发展轨迹与其种族特征无关。
历史和哲学上的对立在许多方面颠覆了这种民族心理模式，迫使勒南进一步修改其理论的解释和局限性。然而，直到他去世，他的基本主题都没有动摇。从1852年起，他想解释闪族人的精神过程。他后来的作品《以色列人的历史》基于一神论的本能。
勒南的《以色列民族史》（五卷本）（1887-1893 年）
勒南理论的缺陷如此暴露，我们再也不能称赞他的理论价值，称他为东方学的第一人，说他深入细致地勾勒出历史中显现的精神生活的大趋势，并试图从神的视角去理解这一切！他戴着一副想与人类命运联系起来的眼镜，用语文学的方法去看待一系列历史时刻。这样，他就毁掉了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崇高目标。他那略带鲁莽的勾勒和再现被驳斥了。
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被完全否定了！他的努力落入了那些常常被夸大和过度概括的概念中。对此，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另一处语境中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在这里应用到我们身上：“当然，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讨某个民族和它的最高事物之间的关系，但千万不要想着找出什么严格的联系。这方面的论据越是令人信服，我们越要小心那些牵强附会和夸张的概括。人们会看到民族之间有许多对立和微妙的差别。以人类洞察力的薄弱，不可能把握整体的全貌。”
我们对勒南关于古闪族人的理论作了上述评论，但也必须说，这一明显的缺陷并不削弱他的理论在东方学史上的时代意义。当然，勒南并不是最高权威。但我们认为，E.所说的“没有哲学和历史，就没有真正的语文学”也完全适用于闪族研究。从这一点来看，勒南确实是一个引路人。
最后，《闪族语言通史》的积极内容并没有被我们刚刚在其导论部分分析过的理论所掩盖。这部供大家参考的作品，有这样一个持久的闪光点：它以由详细的学术解释构成的概括形式，概括了历史上闪族语言学和文学的所有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为后世学者立法。这部作品在创作时，就包含了欧洲知识界对闪族历史和文学的所有学术解释。
它提供了研究概况：它跟踪了勤奋的年轻学者处理闪族语文学问题的深入工作。勒南以他的学者意识，收集学术界的成果，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它们，提供细节，并使它们对大问题有用。简而言之，勒南把闪族语文学问题带入了欧洲学术界的洪流中。在过去，欧洲学术界只有短暂的兴衰。
勒南确实具有艺术家的创造能力，他所要做的，是把学术界不同研究方向的成果综合起来，从来没有人达到他对学术讨论的掌控程度。他以最完美的方式，把一个独立研究者的深度和一个历史学家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同时把这种结合推向了最高境界。
勒南在《学者杂志》各期上的讨论，以及后来收录在他著作中的大量个人论文，也使他成为撰写年度报告学术性最强的学者，并让他在1868年至1882年整整14年间，以亚洲学会秘书的身份跟踪东方学的发展。这种年度报告形式是由勒南的前任朱尔斯·莫尔所开创的，他27年的年度报告被汇编成两卷。1882年以后，亚洲学会前任秘书任命勒南为学会会长，詹姆斯接替他担任报告员。
事实证明，他是莫尔和勒南的优秀继承者。在这些年鉴中，勒南记录了当年所有涉及东方主义的大大小小作品。凭借所听所读，勒南追寻了东方主义所涵盖的广阔领域：从中国到中非，从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到贝都因人和叙利亚农民的民间诗歌。
他记录了一年中研究和出版的所有作品，不是像一个乏味的编目员，而是像一个能够掌握所有细节的批评家，从同一部作品中提炼出精华，决定哪些作品是学术界感兴趣的，哪些作品不太重要。在这个领域，勒南的一系列年度报告涵盖了无可比拟的广泛领域。在这些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追溯东方学学科的脚步，参与使现代东方学成为一门学科并继续推进它的辩论。我还没有想到有任何其他材料比这些年度报告更适合年轻东方学家阅读和学习。
巴黎亚洲学会 (La Société) 图书馆，隶属于法国学院图书馆
简要回顾了勒南的一生，现在我们来谈谈他的东方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勒南对东方文学和历史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在这方面，他有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第一，东方哲学及其与西方的联系；第二，希伯来文学和历史；第三，闪族古代语言学和古代腓尼基人研究。
记录于 1893 年 11 月 27 日
译者：邓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