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兴锋
陶渊明早年未曾做过官，29岁那年，因家境贫寒，他出家为僧。他受不住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没几天就辞官而去。国家征召他做主簿，他“不肯应聘”，在家乡柴桑过着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七年后，陶渊明在桓玄军中担任武官。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守丧，守丧两年。
有一次，他对亲朋说：“我想过清静的日子，现在出去做官，攒点钱衣食，隐居起来，可以吗？”官府听说后，立即派他去当彭泽县令。县里分给他几亩公地，他用这些地种高粱酿酒，说：“每天有酒喝，就够我喝的了。”妻子不同意，他就把一半地种水稻，另一半种高粱。
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后不久，有一天，旬阳县令派一个邮差来巡视。县官对他说：“你穿上官服，系上腰带去迎接他吧。”陶渊明听后，叹息道：“我怎能为了这几碗饭，去向那些乡下孩子下拜呢？”当天他就辞去了彭泽县令的职务，回到了家乡。
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仅85天，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官，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活。
陶渊明四次辞去官职，最终选择隐居，这一方面是他天生喜爱自然的心理驱使，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迫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从小就热爱自然，向往美好的田园生活，写下了“不问世事，生性好丘陵”、“年少时，便把心思放在外面的世界和音乐书籍上”、“思念园林之美，思念世间的美好生活”等诗句。可见，在陶渊明正式辞官归隐之前，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归隐”。在他忙于公务的时候，这个声音在呼唤他；在他沉思的时候，这个声音也在呼唤他。最后，他终于实现了退隐田园的夙愿。
然而，在那个充满阴谋、屠杀、战争的乱世，他的隐居是一种无奈和逃避，只能在小隐居中暂时找到内心的平静，并不能真正超脱世俗。后来陶渊明因贫病交加而死。但他对金钱、权势的淡泊，以及田园生活的追求，却值得我们长久的反思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