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1979年，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以《东方学》一书对法国和英国的阿拉伯研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然而，无论赛义德对西方的批判是否经得起考验，单是东方学的兴起就足以驱使人们关注“东西方”关系。今天无法回避的是：欧洲知识界为何对东方感兴趣？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西方对印度、伊朗、阿拉伯的丰富知识积累是否属于西方思想史？这里，我们选取法国历史学家埃德加·基内的长文《论东方的复兴》（《De la》，in Revue des des deux，第28卷，1841年；全文发表在洪涛主编的《复旦政治哲学评论》2016年第8期，上海人民出版社）来寻找这些问题的一些线索。因为1841年是中国遭遇西方强船强炮的起点。但在史学家的笔下，却是情绪澎湃的东方的另一种投影。在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的心中，东方究竟指什么地方？东方对于西方思想史又有何意义？
一切启示都发源于东方，传至西方，形成传统。亚洲有先知，欧洲有圣师。这两个世界发源于同一个圣言，有时有相同的精神和共同的教义，相互吸引、相互印证；有时则自相残杀，成为仇敌，犹如松散的海岸；或者，换句话说，暂时忘却对方，只为将来相互认出，重新成为对方。这两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和解过，也不知道和解是否来自一套新的教义和一个新的神。有时握手言和，有时分崩离析；有时合二为一，有时分而治之。它们轮流周旋，相互周旋，成为宗教生活和世界传统的许多伟大时代。
东方最西方的经典《圣经》中，对亚细亚高原的提及非常简短。希伯来民族的视野，并未超出美索不达米亚，最多只是偶尔到达大夏。印第安人和希伯来人相距遥远，互不相识，属于不同的支系。但摩西的族人，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谱系。他们是耶和华的儿子，是至高者所生的第一批子孙，他们活在永恒中，何必操心祖先、追根溯源？
黎巴嫩文学巨匠纪伯伦的《先知》有多个中文译本
相反，希腊诸神是东方高原与西方首次联姻的产物。希腊本该记得这个起源。但它没有：它保留了亚洲教义的背景，却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这就是希腊社会的气质：它诞生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传统的执着，甚至连自己都感到惊讶；它想知道那些从一开始就无所不能的神和从一开始就完美的话语从何而来。很快，它就相信它发明、构思和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而当它惊讶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一带的思想与它自己的颇为相似时，它愚蠢地坚持认为亚洲偷走了它的偶像，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的脉搏全都在它的掌控之中。
在随后的历史中，它就像自己雕刻的皮格马利翁雕像伽拉忒亚一样，完全依靠雕刻家谋生。希腊也像伽拉忒亚一样，从石头中活了过来，四处奔走。它先是遇到了埃及及其众多宗教，却连一丝火花都无法迸发出来。它只是笑着说：“这就是我，希腊”；然后它又和波斯交谈，通过色诺芬，仔细观察波斯人的太阳崇拜，说：“这还是我，希腊”；然后它四处漂泊，直到遇到了基督教和一套教义。这套教义与这个世界隔绝，苛刻苛刻，与古希腊的节日格格不入，与它以前所热爱、所吟唱、所崇拜的完全不同。于是，当它第一次受到宗教的重击时，它在保罗面前惊呼：“这不是我！”
希罗多德的《历史》
希罗多德是最早接触埃及和腓尼基的人之一，他记录了希腊人抑制不住的激动之情。借助埃奥利亚的目光，希腊不断放眼整个东方，从对自己和敌人的无知中，希腊在模仿中独具匠心。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打破了这种幻想，他怀着一颗对未知充满好奇的心来到印度边缘，神一般的本能驱使他来到人类的摇篮。
在那里，他成为第一位领袖。他探索了希腊文明起源的奥秘。回到爱琴海后，他告诉大家：在印度的众神之山里，所有的希腊诸神都来自那里！这是希腊精神的终结。当它惊讶得魂飞魄散时，也抛掉了之前的幻想。突破瓶颈后的希腊已经不再是希腊了。然而，亚洲高原上的思想已经渗入欧洲的学院；印度不再是千里之外的亚历山大。世界传统得以长久延续。这一次，缝合东方与西方的是基督教。
当代著名东方学家（1937—2013）的著作《黑色雅典娜》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关于东方的新的讨论。
整个中世纪，这根线又断了，仿佛从来没有缝过一样！中世纪，亚洲高原和欧洲的人才赤手空拳地战斗着，双方都没有屈服。试想一下：欧洲的禁欲主义和热带的无拘无束有什么联系？北方雾蒙蒙的日子里教堂裹尸布前的宗教热情，又怎么能和孟加拉湾的烈日扯上关系？十二世纪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又怎么忍心去想印度的宝库？就连十字军也只是在最远的地方想象到了各各他。欧洲觊觎的，无非是叙利亚沙漠附近的墓穴，基督苦恼时的花园，他受难时喝的空苦艾酒杯，甚至一块没有神灵认领的空地。而天赋无穷的东方高原，一代又一代地注入神秘主义，仿佛这片土地注定要用情绪代表形象，与恶魔纵情玩乐！
安塔·迪奥普（1923—1986）是20世纪非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对非洲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新的阐释，引发了欧洲东方学与非洲学的对话与争论。
我们可以设想，欧洲的精神教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与亚洲高原的联系一度中断。威尼斯产生了触及印度大陆的马可·波罗；两个世纪后，热那亚产生了发现美洲的哥伦布。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很快，就没有人在乎这场牵线搭桥了。东方与西方仍然像被水冲刷过的海岸，松散而下垂。直到十五世纪，随着手工业劳动逐渐兴起，两者之间的联系才重新接通。
这种对劳动的推崇，可以说终于揭示了长久以来欧洲所受诅咒的成因和意义。欧洲中世纪的结束，是因为好望角的发现，东方的一切辉煌、财富和享乐都被西方所了解。此时，欧洲的禁欲主义宣告结束，长久以来被扑灭的物欲，也和亚洲一样，突然被点燃，之前他们推崇禁欲主义，现在他们崇尚进步，注重生产。西方又一次向东方学习：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欧洲人种找到了根；此时，人类又重新找到了自己，就像上古神话中衔尾蛇的指环一样！
葡萄牙、西班牙与非洲和亚洲的首次接触
我们需要仔细把握这种转变在18世纪的延伸，因为笑声中始终隐藏着某种东方复兴的意识。当然，这种意识与欧洲决心在古代东方寻找一种可以与希伯来社会相抗衡的形式有关。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即使是百科全书派也只是通过希罗多德的著作才了解波斯和印度。伏尔泰尤其急于找到这个没落的社会。现在有大量材料表明，伏尔泰越接近晚年，这种焦虑就越强烈。但正是因为伏尔泰想要在古代东方寻找可以与希伯来相抗衡的智慧，他才常常陷入伪书的泥沼中！他居然理所当然地把一种新的宗教归结于一本吠陀经的伪经，并郑重地把这本书捐赠给了巴黎皇家图书馆！后来人们才搞清楚，这本被认为比摩西早几个世纪的伪经的作者，其实是17世纪的耶稣会士。伏尔泰实在是太轻信了。连“怀疑之王”伏尔泰都困在了自己的盒子里，我们还能依靠谁呢？！
那时欧洲人对印度和波斯的想象很容易被扭曲，不可否认的是大英图书馆早已拥有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古代文献。而这些古代语言在居鲁士大帝时代已经不再普遍使用。然而，当时的欧洲，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这些古老的信件！这座蕴含两大文明的宝库，被默默守护了数千年。如何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如何撕掉粘在东方人唇上的面纱？如何让那些被埋没在地下的文字和教诲重新焕发生机，传达出背后的思想和信仰，唤醒远东失落的神灵？谁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个发现这一现象的人？这就是18世纪的马可·波罗：安奎蒂亚·杜佩隆。
偶然的机会，掉落的波斯圣书书页引起了这位年轻人的注意。当时还不满23岁的他，对那些一时无法辨认的字母着迷不已。他相信，古代世界的所有智慧都隐藏在这一堆充满诱惑力的字母之中。于是他发誓要学会这种欧洲从未有人提及过的语言。他决心在恒河边读懂这些字母。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加入了志愿军，前往印度。就这样，他出发了，记录下了当时自己头顶鼓，走过巴黎荣军院广场的情景。到了印度，他把《圣经》、蒙田的随笔、皮埃尔·夏隆的《论智慧》装进行李袋。除了跟随军队，他还独自行走在印度的土地上，上上下下地寻找，捕捉古老的记忆。他腰上别着枪，马鞍上放着一本圣经，穿过了瓦拉纳西和乌木海岸！当时正值英法七年战争。
在多地遭到不欢迎后，他回到了苏拉特。最后，他遇到了收集琐罗亚斯德教古代经文的波斯僧侣。这些背井离乡的僧侣有点像戴着枷锁却到处守护着摩西经文的希伯来人。杜佩龙找到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古老仪式！这团灰烬并没有被亚历山大大帝扑灭；这个失去了家园的民族重新焕发出古老的活力！这个年轻的法国人起初被波斯教士看不起，但十年之后，他终于赢得了他们当中智者的赏识。帕西人教给他他们的古波斯语，古波斯语和梵语之于亚洲高原，就如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之于我们欧洲，两种语言都是专用于宗教仪式的。杜佩龙一生的成就就是这样铺就的。
他手里握着这些欧洲人从未见过的圣书。借用琐罗亚斯德教僧侣的话来说，“圣书一见，即为污秽”。于是他收集了几本，仔细研究，并精心翻译。能握着大流士一世、薛西斯、居鲁士、冈比西斯的古代卷轴，是多么奇妙啊！他带回法国的是一个满是手抄本的图书馆。我们甚至可以把他比作葡萄牙大诗人卡蒙斯。要知道，卡蒙斯的诗篇，是真的经历了海上的危险。而这位杜佩利埃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出版了一本关于古波斯宗教的书。我们法国在政治上发起了一场革命，在人文探索上也同样如此吗？
安凯·杜·佩隆（1731-1805）是一位研究古波斯的法国学者。1754年，他以志愿兵的身份前往印度本地治里，学习了中古波斯语和梵语。1762年回国后，他发表了一篇关于琐罗亚斯德教的研究论文。图为法国与印度的第一次接触
另一方面，作为主人的英国，用科学牢牢控制着印度。法国人发现了古波斯人的宗教和语言。英国人威廉·琼斯发现了古印度人的语言。波斯和印度两大文明复兴后，双方都想独立，互相排斥。除了爱奥尼亚的诸神，我们在亚洲的群山中看到了两个印度。奥林匹亚的诸神藏在喜马拉雅山里！慢慢地，西方利用传教士和探险家接触到的手稿、歌曲、神话起源、宗教仪式、史诗、法典、戏剧、哲学、神学、教义，破译了这个古老世界的智慧碎片。
许多古代著作至今尚未整理出来，就像彼特拉克遇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样。面对从君士坦丁堡带回威尼斯的这些荷马手稿，他只能叹息自己是文盲，不懂古汉语！不妨想想，拉斯卡里和那些拜占庭难民之于欧洲古希腊的复兴，就如同威廉·琼斯和安凯·杜佩隆之于此刻东方的复兴。单单在第一波发掘中，欧洲东方学者就已经勾勒出一个远比希腊和罗马更深邃、更神秘、更富有诗意的古代世界。
它来自亚洲深处。俄狄浦斯，他能比得上印度传说中的毗耶娑吗？索福克勒斯，他能比得上迦梨陀娑吗？柏拉图，他能比得上商羯罗吗？奥林匹克诸神会不会再次与东方诸神展开争斗？还是双方不再争斗，再次携手，融入世界潮流？古老宗教和传统所蕴含的神圣元素，如今夹杂着一团无法理解的混沌，似乎正在孕育一种新的人类。
因为，体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知识进步更是令人瞩目的突破！西方从东方走近，不仅了解过去，也了解现在。欧洲、罗马走近亚洲，不仅是基于历史事实，也基于道德原则；不仅是基于当下考量，也基于团结。大家都期待着踏上这片土地，就连狮身人面像也会抛出新的谜语。不仅欧洲走近东方，东方也走出了永恒不变的状态，开始学习各种现代知识。
欧洲要控制亚洲，这次不需要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披上王袍，连君士坦丁堡都摘下了头巾。两个世界的碰撞与融合，各种传统的相互启发，各种古老语言从墓碑中复活，这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一次，人类的《旧约》将由重新发现的印度、波斯书籍补充。我们有什么理由阻止新生事物良好发展，不让它们自己说话，阻碍它们展现被禁锢在字里行间的情怀？如果说16世纪的古希腊、罗马复兴结束了中世纪，开启了欧洲的新纪元，如果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步调一致，那么我们今天的东方复兴，不就是又一次政治与宗教的重塑吗？正在耕耘的过去总能灌溉未来，正如未来总能将过去的愿景兑现到毫米！
威廉·琼斯（Jones，1746—1794），英国东方学家，精通多种东方语言，是第一个提出印欧语系共同起源假说的学者。
手工艺劳动的智慧、科学发明、外洋旅行，不仅重新确立了亚洲高原的传统。人类的想象力，连同知识，也慢慢瞄准了亚洲，想象着一批批货船和新近巩固的海岸。这种想象，把西方原本麻木的环连了起来。欧亚的和风，在欢快的祭祀音乐中散发着芬芳，在平静的海面上孕育着新的风格和新的精灵，只为在诗意的天空中翱翔。即使现在看起来还不像，我们的现代诗歌已经带着宗教的气息，把东方和西方的这个界面缝合起来。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的亮点，如今在东方文艺复兴中熠熠生辉。
其实，通过好望角让欧洲人认识亚洲的葡萄牙人，也是最早通过手工艺促成东西方联姻的人。历史上，葡萄牙人昙花一现，就成就了这一奇迹！事成之后，他们便归于沉寂。因为辉煌期短暂，他们唯一著名的作品是卡蒙斯的《葡萄牙之魂》。这首史诗里有来自近东的黄金、药品、香料，每一行都浸透着西方的泪水。
这是欧罗巴的诗歌第一次走出地中海！他的目的地是古老亚洲的大海。毋庸置疑，希腊和基督教世界的养分始终陪伴着这位诗人在海上航行，他的桨和桅杆从未折断过。甚至可以说，在险恶的大海和风浪中，卡蒙斯感受到了一种离乡思乡的悲痛！读他的诗，仿佛可以看到异国景象的兴起，遗憾与希望，鬼魅与怪物，海上西洋笛声的响起，都围绕在他的船的周围。所以才说卡蒙斯的诗是东方与西方的联姻。你可以呼吸到欧洲的印记和亚洲的温柔气息，呼吸到希腊复兴和东方复兴的同一节奏！当你听到欧洲海岸上希腊、罗马、基督教的低沉嗡鸣时，你也能听到这声怒吼：地球！这声音让发现印度和美洲的十六世纪都颤抖起来。你能感觉到人类的航船已经靠近了期盼已久的海岸。你也期盼着强风吹起人类思想的经幡。
此时，热带的天空正映照着曾经航行在葡萄牙塔霍河上的最真实的船只。如果说古代文明的诸神在另一片天空中翱翔，如果说他们在另一片天空中休憩、重生，那么，这片文明在沉寂中该积累了多少风景与创造力！恒河凝聚成罗摩衍那里的人们，已经过去了多久！无论希腊的泰坦巨人如何试图拦截瓦斯科·达·伽马的舰队驶向未来，最终都只能屈服于热带海洋的湍流。这就是印度洋与爱琴海的区别！充满元音的葡萄牙语，既勇敢又温柔，既神秘又纯真。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成为西方与亚洲之间的思想桥梁。但既然桥梁已经建起，我们又何必惊讶呢？全是诗人的心，这颗足以容纳两个世界的心，有能力将它们融入同一个基督教，同一个人类大同，并提炼成诗歌的文字！他的诗歌像海一样深沉，像海一样宽广，连接着两岸。
葡萄牙著名诗人贾梅士（1524-1580）曾在澳门担任公职，其代表作《葡国诗》是葡萄牙文学的开端。
我真的不能错过贾梅士。我禁不住对这位伟人的敬佩！从他的生平，到他的诗，他的性格，他的内心，他的一切都让我折服！让我有点惊讶的是，我们今天很少提到他。除了他，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哪位诗人能歌唱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
因为这部史诗没有运筹帷幄，没有攻城略地，全诗没有硝烟，这在史诗中尚属首例！它只关注人类与自然的永恒对抗，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不太关注的主题。水手与海洋之间有很多精彩的对话：有彩旗飘扬、乘风破浪的人类，也有征服天涯海角、险恶气候的工业。这些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体现吗？
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不是意大利塔索的名作，因为太过浪漫；也不是阿里奥斯托的。我们谁能保持中世纪吟游诗人的优雅、从容和微笑？但不是但丁那种。中世纪离我们真的好远啊！宣告十六世纪和现代的诗篇，是连接东西方、歌颂手工业时代的诗篇；这时候的诗篇，不再叙述朝圣，而是冒险和旅行，特别是工厂和印度商行之间的贸易。就像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在希腊岛屿的军事和手工艺摇篮之间来回穿梭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奥德赛也穿梭在现代商业的网络中！
澳门的贾梅士公园内有贾梅士和来华朝鲜传教士金大建（1821-1846）的雕像。
如果我们将目光从葡萄牙移到法国，我们首先会发现路易十四的世纪并不怎么关注亚洲。圣经经文对这个世纪的文学想象影响不大。大卫无法独自称霸，总有索福克勒斯来搭台。我们不得不等到拉辛晚年，才能看到他的阿达利在希腊和希伯来形式之间找到平衡。这也是我们的法国人理查德·西蒙为他的《旧约》研究奠定基础的时候。
很快，我们将不得不问：18 世纪西方诙谐幽默的思想与东方庄严雄伟的气势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事实上，此时的西方作家们不得不披上东方礼仪的外衣，只是为了掩饰他们最叛逆的思想。然而，新时代确实开始了！欧洲所有的才华都集中在这个方向。很快，我们将会看到，善于调侃的作家们预示着下一代真正大胆用科学和思想武装欧洲的天才们。
杜佩隆之后几年，一位法国旅行家突然掀起了第二波浪潮，以进入这一新建立的知识。圣皮埃尔的贝尔纳丹就是这位踏上旅程并一心向往远方的人。随着他的到来，我们法国诗歌中的意象第一次掀起了波涛汹涌的浪潮！随着他的到来，十八世纪有了一位新的文学天才！从葡萄牙人卡蒙斯曾经游历过的异域水域，他带回了两位小说主角：保罗和弗吉尼亚。
小说一开篇就告诉你：这两个人呼吸着别处的空气，仰望着别处的星空；他们的世界局限于这里的城市，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他们所受的教育既无快乐也无悲伤，没有丝毫我们欧洲人的气质；就连他们选用的词语也都温柔而委婉，如同大海环绕的新岛上生长的花朵。
别忘了：小说中她们对话的风格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她们身边都是自己亲手栽种的鲜花。她们不是从我们的西方经典中学会拼写，而是通过遥远的山脉和荒野、天空和海洋、太阳、月亮和星辰来理解。我们甚至可以将弗吉尼亚比作印度赞美诗中的沙恭达罗和达摩衍蒂。而且，我们或许会感到惊讶：一个西方人怎么能在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环境中，产生与东方人几乎相同的诗歌才华？弗吉尼亚几乎可以和印度史诗中的飞天仙子归为一个谱系！同样的温柔，同样的性情，同样的对万物的怜悯和感恩，不同的是基督教对这些的描述更加感人。
伯纳丁的《论自然》还需要提吗？难道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对花草、昆虫和鱼类的深厚感情吗？如果说树梢滴落到深井里的水是印第安人的温柔，那么伯纳丁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来自同样的思想源泉吗？这一切不都是来自婆罗门和基督教的混合吗？
《沙恭达罗》 季羡林译
我还没提，还有一位大诗人，比谁都懂得如何把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他刚打完一场仗，就一门心思地抄伯纳丹的《保罗和维吉尼亚》。但他不仅用文字连接了东方和西方，还用政治和军事上的功绩连接了东方和西方！在他的脑海里，不就浮现出一幅从法国出发，经过波斯，连接尼罗河和恒河的画面吗？新一代的亚历山大大帝难道不想重演昔日的辉煌吗？
他写了一首诗，试图把家族树从金字塔延伸到克里姆林宫！你知道这个窒息欧洲的诗人是谁吗？他叫拿破仑。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把亚洲的灵魂注入法国的精神！他的战斗宣言其实就是他的诗歌。当他说“你像一股激流，从阿尔卑斯山上奔腾而下”或者“我是万军之神”时，听起来像不像路易十四的外交用语？不更像西方的穆罕默德吗？拿破仑不是在阿布基尔湾、开罗、塔博尔山磨练过吗？
待续
译者_邓浩晨巴黎第四大学政治哲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