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分为两部分，可以看作是经文和各类典籍的合称，是一个宗教或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一定时期和环境下编撰的文明与信仰的记录与阐释，大多汲取了当时的文化精髓，然后呈现给后人观摩，也警示后人。先民的辛劳、来之不易的文明，也作为正面或侧面的描述融入经典之中，足以轻易引起后人的思想共鸣。正如先秦时期《诗经》中的《秦风》“我与君同袍，岂可言无衣；我补甲戟，与君共事”，秦军的豪迈与无畏，在当下依然可以感受到。西方经典亦是如此。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士兵大多怀揣着虔诚的心和夺回耶路撒冷的野心，前往东方作战。在他们心中，这是一场为上帝、为兄弟而战的战争，目标是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展现了一个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经典的信仰。这股充满韧劲和强大能量的力量，也深深融入了犹太民族的血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从1948年到1982年，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打了五场大规模战争，史称“中东战争”。中东战争的起因是1948年以色列国的成立，激起了巴勒斯坦人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因为犹太国家以不到巴勒斯坦三分之一的人口，占据了巴勒斯坦最肥沃的57%土地。显然，宗教信仰与争夺自然资源的矛盾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就暴露无遗。
犹太民族的前身是闪族，与阿拉伯人同属一个族群。根据闪族宗教经典《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的嫡系儿子以撒和以撒的儿子雅各是犹太人的祖先。这在《旧约》中可以得到印证，犹太教认为《旧约》是上帝与“以色列子民”订立的契约。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集体宗教信仰，它融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组织制度、民俗风情于一体，对犹太民族意识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民族意识的出现早于犹太教的建立：古代希伯来人为摆脱巴比伦多神教的控制，历尽艰辛迁徙到迦南；为逃避百年不遇的旱灾，历尽艰辛逃往埃及； 为了逃避埃及暴政造成种族灭绝的厄运，他们历经千险逃亡到埃及。正是由于希伯来民族的颠沛流离的命运，民族意识才随着犹太教征服和反征服西亚北非民族的历史而萌芽、发展、成熟，并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对统一的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犹太民族复辟的历史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而众多的希伯来经典作为犹太民族的信仰之书，不断滋养着他们的民族灵魂，并保存至今。
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希伯来经典在犹太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圣经》是古代西亚地区犹太人和基督徒尊崇的圣书，对西方文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犹太世界，《圣经》的地位却颇为尴尬，犹太人早已更熟悉另一部希伯来经典——《塔木德》。犹太教认为，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降示的《托拉》是犹太人和全人类的教诲和诫命。除了成文的法律书《摩西五经》外，还有不成文的法律、习俗以及对成文法律的解释，这些被称为口传律法。《塔木德》是这种口传律法的最高书面形式。当公元70年犹太人反抗罗马军队的起义失败，第二圣殿被焚毁后，犹太人开始了流亡时期，《塔木德》在此诞生。 斯坦萨茨曾说，如果说《托拉》是犹太教的基石，那么《塔木德》就是这块基石的核心支柱。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新巴比伦摧毁后，犹太人开始流亡。虽然后来新巴比伦被波斯所毁，但犹太人仍然被欺负为“巴比伦的俘虏”。在圣殿第二次被毁后的百年流亡中，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几千年前在与罗马帝国的斗争中与上帝所立之约的荣耀。在众多以复兴犹太民族为使命的智者和圣贤的带领下，《塔木德》开始编纂。直到今天，正统的信徒们仍然相信《塔木德》中记载的内容是上帝所启示的，塑造了民族精神的内涵，成为这种精神的指引。
犹太民族在漫长的流散过程中，以其特殊的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和宗教组织体系维系着民族和国家文化的生存和延续。犹太人在犹太教拯救以色列的历史中，“用他们对漫长共同历史的记忆、对共同经历的感受和共同的宗教信仰”寻求历史范式以解除现实苦难。这些历史隐藏在众多希伯来经典中，如《圣经》中关于犹太人将重返锡安山、重建大千王国的预言，犹太人从中汲取了精神启示。不可否认，如果说犹太民族的命运多舛、苦难磨练了他们的民族性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觉醒和发展，那么，希伯来经典中所蕴含的各种观念则构成了诱发犹太民族内在反抗精神的重要思想源泉，赋予犹太民族无穷的精神力量。 首先，犹太人认为迦南地区是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除去政治因素，以色列人继承并“发展”了犹太民族内化巴勒斯坦地区的神圣宗教精神追求。根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从吾珥迁往迦南后，亚伯拉罕为了避免本族被其他民族同化的危险，把自己部族的神耶和华描述为万能的，称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把迦南视为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成为早期民族意识的基础，并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直到今天，这种观念使得犹太人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情感。他们对迦南也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追求，以及强烈的回归家园的愿望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情感，迦南成为这种情感的地理象征。其次，犹太人信奉上帝是宇宙间唯一真神的有神论观念构成了他们民族意识中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圣经以赛亚书》中明确记载了耶和华的一句话：“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中，利用犹太教的一神论被视为强化犹太民族情感、号召民族觉醒的纲领之一。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观念使得每一个犹太人为了以色列的复兴同生共死，肩负起责任。再者，犹太民族早已相信以色列人的灾难是上帝对他们罪行的惩罚，但上帝不会让自己的子民处于危险之中。 上帝会差遣弥赛亚来拯救犹太人脱离困境，使他们重返故土。《圣经》耶利米书也说：“日子将到，我要从大卫那里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学习君王之道，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的义。”正是弥赛亚的观念，在流亡的犹太人心中植入了犹太人得救的永恒精神期盼，在大灾面前的乐观与愤慨，并能将一批批移民的犹太人融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的坚定与顽强意志，是建立在千百年来遭受屠杀所造成的耻辱、痛苦与烦恼之上的。这些经历更像是犹太人的共同语言。
马克思认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以共同文化表现出来的共同心理品质的人们的稳定共同体。”然而，犹太民族的前三个特征在长期的流散生活中已经消失，唯有共同的犹太文化才构成犹太民族存在的牢固纽带。这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地理位置命名上尤为明显。在勘察内盖夫沙漠各地、山川河流、道路的希伯来语名称时，决策者们对收集到的地名进行整理，在《圣经》、犹太律法、埃及或亚述碑文，甚至希腊罗马文献中寻找相关史料，编造希伯来语地名，还制定了三项原则：第一，尽量使用《圣经》中的名字，即使不是地名；第二，以古代犹太著名人物命名；第三，将反映地标和地貌的阿拉伯地名直接译成希伯来语。 这些原则不仅表达了“以色列”这片土地与古希伯来文献的连续性，见证了古代犹太国家与今日以色列的历史联系，而且将“犹大”、“撒马利亚”等地名作为古希伯来经典的意象，体现出经典中所蕴含的民族希望和民族精神，吸引着世界上众多犹太人重返上帝应许之地，遵守上帝的神圣诫命。
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境遇，其民族意识在近代深深融入犹太复国主义，建构了以色列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圣经旧约》和《塔木德》为代表的古希伯来经典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犹太民族意识发展到高水平、犹太民族获得复兴时，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价值观的冲击和中东地区光怪陆离、瞬息万变的局势，其民族意识并没有随着古希伯来经典中世俗象征意义的日益降低而消亡，而是在崭新的环境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它的源头就来自熠熠生辉的古希伯来经典。
参考：
刘忠民：《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世界族群》1999年第2期
王燕：《命名的政治：以色列地名与话语霸权》
钟志清：《圣经》与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建立